《理解百年未有大变局 深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认识》：百年变局中最为关键的变量在于世界上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主要国家间的力量对比经过了不断变化，逐步累积起的量变转化成某种程度上的质变。国家力量大小可以通过很多指标来衡量，其中最综合也是最常用的指标可能还是经济实力。就经济实力而言，中国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发展非常迅速。 技术突飞猛进既是百年变局的基本内容也是导致百年变局的基本推动力量。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特别是网络信息等与数字相关的技术发展尤为迅速，从而引起了生产、流通、分配和就业等各领域的连锁反应。
热点聚焦
楼继伟：全球化是不可阻挡潮流 中美脱钩不可能真正实现
【研究员】：WH
在此环境下，境外金融机构在中国金融开放政策下进入中国是非常对的。但需要注意，一个是境外投资人管理要本地化，中国的市场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主动管理很有余地。以流动性股权类的资产举例，假设它是指数增强型，我在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工作时，我们委托给境外的投资人，能够高出指数2-3个BP，就算做得很好了；而我们在境内委托给公募股票基金管理人，均选择头部的管理机构，能高出指数两三百个BP。原因就是在不成熟市场，好的基金管理人是有余地能够获得更好的收益。
【博览财经特稿】2020年以来，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发生剧烈变化。在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全球经济金融在过去十年积累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日益显性化，各领域遭受全方位冲击，国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 在此背景下，全球财富管理论坛（GAMF）近日召开“危机下的全球经济金融形势与金融行业未来发展”专题研讨会，就当前形势下国内外金融机构与投资者普遍关注的疫情会对全球经济和社会带来哪些长期影响、逆全球化趋势如何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外资机构如何看待中国金融开放以及将如何调整中国布局等问题展开讨论。GAMF论坛理事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楼继伟出席会议并做点评发言。 判断当前形势有几个大的问题 一是疫情是否能得到控制。疫情防控针对的是全球范围而不是某个单一国家，如果某些国家不能有效的控制疫情，那么全球的旅游、交通、交流等都会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很难恢复正常。而疫情很难判断，控制疫情的关键在于疫苗是否研制成功。目前疫苗研制在各个国家均有所突破，基本上都进入了临床三期试验，但这也并不能保证完全控制住疫情，因为病毒在变异。我认为明年才能真正的控制住疫情，所以疫情是一个很难判断的因素。 二是中美关系正处于四十多年以来全面紧张的状态。以中美两国在全球中的体量来说，这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方面将有很多难以预测的事情发生，特别是当前政策被政治化、民粹化“绑架”，很难预测今后几个月内，特别是美国大选临近时会发生什么。 三是各国的短期政策因素。因为中长期政策存在很多问题，如中国、美国、欧洲各国的结构性问题，暂时很难判断各国在面对较差的短期环境时，是否能强有力地推出结构性改革。当然中国有这种可能性，越是受到压力的冲击，越有结构性改革的动因。对短期政策来说，各国都有不错的应对。 四是投资的国别风险。我不看好以大宗商品为主的国家。我同意刚才嘉宾所说，中国不会出现V型反弹。因为作为深度融入全球的大型经济体来说，上述的三个因素没有解决，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V型反弹。从7月份数据看，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服务业生产加快恢复，市场销售持续回暖，我估计中国全年可能出现正增长。 全球看，东亚地区可能是在疫情冲击之下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地区。当然其中有中国，也有东亚国家在疫情防范上的贡献，这些措施总体上是有效的，因为这些国家在意识文化上没有特别极端的表现。在东亚地区，可能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民众较为支持政府对疫情防控的管理措施。所以东亚受疫情影响较小，在全球经济占比方面，最近几年也呈现上升态势。 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谈到中国，中国的疫情控制比较不错，就不再给大家回顾了。在经济政策上，财政政策已经极度宽松，名义赤字率是3.6%，实际是6%以上。因为1万亿特别国债对应1%的赤字率，其实际上是由中央财政付利息，地方为主使用，跟一般赤字一样，所以名义赤字率加上1%就是4.6%。而今年的地方专项债是3.75万亿，比去年多了1.5万亿左右，赤字率为1.5%，合计赤字率提高到6.1%。货币政策以宽松为总基调，但掌握适度，这一点很好。不能过分宽松，以免之后造成通货膨胀。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终端的需求不足，所以CPI的上涨并不多。实际上，在2.7%的CPI中，因疫情和非洲猪瘟的影响，猪肉本身就占比2.5%，其他的基本上没有涨。 现在各国的政策方向是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资金要如何流向实体经济？我观察到，财政、货币政策在这次疫情下能较好的配合，特别是在结构上。比如，央行推出一些结构性的工具，财政给予适度的补贴等等。 此外，政策上，监管方面需要防范系统性风险。不论是查出问题的金融机构，还是一些地方小型银行，此前长期不重视风险，各地区、各金融行业盲目扩展。监管架构在这方面存在问题，导致出现风险，现在正在进行治理。 我们还观察到监管机构所付出的努力。证监会正在清理场外配资（不规范的加杠杆资金进金融市场、进股市）。银保监会虽然支持发展银行理财业务，但是要求理财必须子公司化，进一步隔绝风险。因为我国长期资金来源较少，主要的资金在银行，银行母行如果过度发展理财，容易对银行自身带来大的风险隐患。我认为，今后银行理财会进一步子公司化，银行理财子公司和母行会进一步隔绝风险，股权占比降低，同时会继续清理资金池。本来提出以资金池做投资的金融机构都应该净值化，而不应该用各种各样的会计准则来操纵收益。《资管新规》给了过渡期，逐步实行净值化，现在把过渡期适当延长是必要且理智的。但是金融机构希望再延长，我认为该适可而止，还是要按市值计价，不然我们穿透不了底层资产，我们看不到风险，没有纪律，也扭曲金融机构的投资行为。 我国在金融领域的改革开放方面也做出了努力。外资金融机构持股的股权比例和可投资范围都在大幅度放开。从7月份出台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将给予合格境外投资机构、投资者以资金进出的方便。此外还提出需要防控热钱的跨境流动，这两者是有矛盾的，需要掌握好。作为机构投资人，在配置调整中，需要把握适当的时机对中国加仓、减仓，如果退出碰到很大的麻烦，就很难进入中国。所以要对这些配置型的投资给予资金进出的方便，但是要防止热钱的跨境操作，这在全球是有经验教训的。 我观察到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的市场很感兴趣，我觉得是对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市场的表现，在S&P500大幅度下跌的时候，中国的股市受了一点影响，但没有大跌。中国股市涨的时候，也没有像S&P500那么大的反弹，但是基本也呈上涨态势，所以两国的市场既有关联，也有区别。从经济的底层情况看，目前中国在全球来说是最好的，这个基本面有力的支撑了市场。 在此环境下，境外金融机构在中国金融开放政策下进入中国是非常对的。但需要注意，一个是境外投资人管理要本地化，中国的市场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主动管理很有余地。以流动性股权类的资产举例，假设它是指数增强型，我在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工作时，我们委托给境外的投资人，能够高出指数2-3个BP，就算做得很好了；而我们在境内委托给公募股票基金管理人，均选择头部的管理机构，能高出指数两三百个BP。原因就是在不成熟市场，好的基金管理人是有余地能够获得更好的收益。熟悉发达市场不等于熟悉中国特色的股票市场，它是个不成熟市场，好的主动型管理人，它将会获得好的超额收益，但也要重视风险管理。所以，我建议境外投资人管理要本地化。第二个就是加强风险管理。中国人有风险偏好倾向，很多情况下，你看到的是风险，他看到的是机会，两者之间要平衡。严格按照成熟市场的风险管理，在中国就做不成；完全按照中国投资者的风险管理理念，就会散户化，两者之间要平衡。 另外，投资人在目前情况下要重视资产类别和地区的分散。以地区分散来说，我建议关注东亚地区。东亚地区是表现较好的一个地区，经济情况较好，而且该地区无论是东盟，或者是日本、韩国和中国，都汲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所以出现大起大落波动的可能性较小。 此外，重视对另类资产的配置。无论是私募股权，还是困境债，困境机会，还是基础设施，这方面应该适度加大。就固定收益产品来说，目前收益率很低。我认为风险管控之下，应加大信用债，加大在表现较好地区的配置，比如我之前所说的东亚地区，不管是利率债，还是信用债都有较好的机会。而对出口大宗商品为主的国家来说，其收益可能不错，但资产是汇率资产，收益按资产类别获取收益，但折成美元后可能是负的，因为其货币会大幅地贬值。而在中国，我不认为汇率会大跌，日韩也不会在汇率方面出现大的问题。这是我对投资方面的一些看法。 另一方面，中美关系是可以比较好解决的，但也很难预测。其中最难预测的是目前美国政府的政策，因为它不合逻辑。特别是在目前大选和疫情的情况之下，都将其政治化。美方处于少输算赢的“负和博弈”思维中，我认为中美双方都要理性，不要引起过度的摩擦。 长期看，我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避免、不可阻挡的潮流。全球化是受资本趋利的因素所推动的，其中有不合理的部分，例如收入分配的恶化，就业机会的转移等，需要各国采取政策加以校正，特别是通过结构性改革，采取根本性的措施予以校正，但是全球化不可阻挡。中美脱钩，我认为是双输，也不可能真正实现。所以我认为中美关系会最终走向正常，但短期会造成大幅度的波动，长期看，中美互相进行投资，长期还是利好的。 完全靠利益驱动的产业链布局会改变 我认为，放任自由的全球化不可持续，需要在效率、公平和安全之间进行平衡。例如这次疫情显现出的，因为工厂在国外而造成的口罩短缺现象，国家很可能以补贴的形式，把涉及卫生安全的产业链往就近国家，甚至往本国拉动，这是必然的。 第一方面，完全靠利益驱动的产业链的布局也会改变。例如第一季度，湖北和武汉实行封城，造成全球汽车行业紧张。因为武汉在某些汽车零部件领域供应了全球70%以上的产品，如果武汉再封锁一个季度，全球汽车零部件的供应都会出现问题。所以今后全球化不仅仅取决于效率和利益，更要分散风险，这和过去的全球化不一样。 第二方面，逆全球化被政治化是比较可怕的，需要各方面合作。我了解到国际投资者都比较看好、并愿意投资中国。所以我想给大家指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越有压力，越要推行改革开放。2018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峰会上，主席的讲话中提到，中国要实行大规模开放，特别是金融行业的开放。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最近所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外部环境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因素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推行改革开放，这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 第三方面，我之前谈到资产类别分散、国别的分散，注重长期投资等，这时候特别要重视ESG投资。目前情况下，不要急于配置大宗商品。我的看法是，短期之内经济不会很快复苏，作为长期投资人，在适当的时候可以配置大宗商品，但是，可能要忍受更多的短期波动。（来源：全球财富管理论坛（GAMForum）作者：楼继伟）
理解百年未有大变局 深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认识
【研究员】：WH
疫情之后会是新的全球化阶段，各国都会强化自己的“主权经济体”，恐怕要回到80年代以前“有限全球化”的阶段。这意味着，我们有一些产业链条可能要转移出去，一些产品也可能要将主要目光转向国内市场，这同时意味着制造业企业要在产业链上向上爬升、提高技术含量。而在拉动经济增长上，目前国内的思路大多还是围绕着“GDP经济”进行：一是投资新基建、二是发放消费券、三是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博览财经特稿】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24日下午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等9位专家代表先后发言，就“十四五”规划编制等提出意见和建议。现将各位专家关于“十四五”规划的建议摘编并发布，以飨读者。 林毅夫：推动“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发展的方法
“十四五”规划对我国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规划，因为这是我国进入新时代以后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实现到2050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实现两步走战略的第一个规划，要为这个战略目标的实现打下牢固的基础。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不管在哪个发展阶段，经济发展表现出来的都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要不断提高收入水平，有赖于现有的产业技术不断创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由这样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同时，也要根据新产业新技术的需要，不断完善硬的基础设施，像电力、电信、道路、港口；以及软的制度安排，像金融环境、营商环境、法制环境等等，来降低交易费用，让技术和产业的生产力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在利用这个机制来推动各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时的基本原则，是各个地方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必须充分利用各个地方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并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用新的智能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的生产以及让这种新的智能技术来加强营销和创造新的业态，让传统产业能够在新工业革命时代焕发新生，这是地方应该在“十四五”规划期间努力去探索、去运用的。发展区域经济是因为我们进入到高收入阶段，它的产业跟技术的特性决定产业集群必须是跨地区的。在跨地区经济区的发展当中，各个地方要根据它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发展产业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阶段，协调其他区域里面其他的城市，形成一个产业集群，变成竞争优势。 樊纲：展望“十四五”，在“变局”中找到平衡是重点
制定“十四五”规划要以平衡为重点，要保持好供给与需求、产业之间，金融和实体、区域之间等各种平衡关系，避免大的内伤，我国经济就可以持续发展。在世界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保持一定的平衡，我们就占有一定的优越地位，所以要更加突出各种平衡关系的问题。长期来讲，我国经济的发展仍面临很多问题及挑战，但同时挑战也是机遇，只有继续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才能在“大变局”中持续发展。 美国要美国企业回去，日本也提出补贴日本企业的分散化，一些生产能力要转移到其他国家去，认为过去太过集中。现在，美国企业、欧洲企业、日本企业都看到，供给链不能太长、不能太远这个问题，都要搞“中国+1”的分散化，企业供给链要“双链管理”。产业链的调整是今后五年甚至十年发生的情况，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是我们进行“十四五”规划时要充分考虑的问题。 城市化是“十四五”发展的重要支柱，现阶段是城市化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阶段。我认为，这个阶段城市化的特点就是城市群的形成，通过城市群的发展推动整个城市化进程和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些城市群，在“十四五”期间，从政策层面应该鼓励这些城市群进一步发展，包括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以及以省会城市为核心的小一级别的城市群都有大的发展潜力。中国的城市化完成了不到60%，还有巨大的潜力和非常长的前景。怎么使城市化进程更加健康、平稳、均衡，使得市场持续扩大，是我们下一阶段着重考虑的问题。大湾区、大城市群、城市带就是下一阶段城市化的重要形式和重要方式。 江小涓：数字技术赋能疫情防控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向好
近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总结为长期趋势和近期赋能两方面。其中，我国数字经济长期发展趋势向好，一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二是新技术会提供发展新的支撑，三是产业互联网发展提出的要求，四是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提出的要求。 短期赋能，一是数字技术在防控、抗击疫情中间表现非常优异，二是近期新基建概念的加入和比较热捧，三是我们可以启动了新的服务需求，四是在这次防疫中间我们企业的能力和价值观有了更多的展现，被更多的公众所了解。 我们有发展数字经济的突出优势，我们人口多、国家大、产业技术好，有一批非常好的企业，在疫情中间又展示了它的数字技术的能力。数字经济对我们疫后的复苏、就业、消费的迭代、产业升级，我们服务业、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我们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都有非常显著的正向的影响。 在新一轮数字经济中间，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要发挥主导作用。一是新基建和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性。二是我们希望数字经济领域中的企业都是从市场中间拼杀出来的，有很好的综合能力和眼光。三是我们这些企业已经有足够的力量，都是世界级的大企业，在新一轮数字经济发展中能够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 蔡昉：“十四五”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新形势新任务
过去的五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从顶层设计走向实践操作，实际效果看得见、摸得着。这也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一是坚持党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领导，充分发挥我们国家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强化各级政府的责任。二是坚持用新发展理念引领京津冀协同发展，遵循先易后难的思路，建立协同发展机制，大力推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深入推进京津冀三地产业转移、环境保护、交通一体化、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着力解决教育医疗、大气污染等百姓比较关心、影响切身利益的问题。三是打破行政分割，大力破除制约协同发展的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明显降低要素流动、协同创新等方面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建立促进产业转移协作、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等方面的激励机制。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交通一体化、产业升级转移、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创新、基本公共服务提升、体制改革、区域治理等方面面临一些新的任务。 新任务需要新思路。“十四五”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思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用“推-引”结合的思路。二是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要用企业统一开发运营的思路。三是推动产业升级转移要用开放协作的思路。四是生态环境保护要用立体治理、山海统筹的思路。五是北京科技创新成果向津冀就近转移转化要用协同创新体制改革的思路。六是推动京津优质公共服务向河北辐射扩散要用“互联网+”的思路。七是全面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要用分类对待、梳理比对和循序推进的思路。八是建立长期相对稳定的区域治理机制要用机构改革的思路。 王昌林：深化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内涵的认识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内涵十分丰富，我们要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和基本要求，这是做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大循环是指社会再生产全过程包括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往复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指社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带动，对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循环具有较强的控制力。从国际经验看，任何一个大国经济或大型经济体都是以国内需求、国内市场为主体的，外部需求和国际市场只是国内市场和国内需求的延伸和补充。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搞封闭运行。这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指国际循环不重要了，或者说国际循环重要性下降了，而是要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通过融入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就要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扩大进口，促进高质量使用外资，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提升国内供给质量，推动供需平衡畅通，让中国经济在开放中欣欣向荣。 国内国际循环是相互促进的统一整体。这是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方面，要着力打通制约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大循环梗阻，培育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通过提升国内大循环水平更好促进国际循环。另一方面，要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国际循环更好促进国内大循环。 朱民：疫情背景下双轮驱动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
2020年对于中国是一个特殊的时间点，是中国人均GDP从1万美元走向1.5万美元高收入阶段的起点，当前2020年经济的反弹和战胜疫情的经济要放到这个大背景之下来看。整个经济结构在进一步转化，进一步走向服务业，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低成为瓶颈，特别是非竞争性、非市场化的服务业。 所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尤其是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成为能不能迈向高收入阶段、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问题。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走向高收入阶段，这是中国人的期盼，是国家的希望，我们都希望进入高收入阶段，人民生活更加富裕，而这需要改革开放+数字化智能化的双轮驱动，迎接新经济的到来。 面向现实，中国发展科技的基础在于需求端良好、体量大、场景丰富；弱点是供给端的发展不平衡，应用层领先，基础生态薄弱。但是中国有包括计算机视觉、图像应用、自然语言处理在内的领先优势。以领先优势来带动科技发展，从良好的需求端自下而上，可以通过大规模的数据和场景推动科研的发展。人工智能创造了一个完全崭新的科研发展新路径，中国会有很好的实践，这也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新冠肺炎疫情对2020年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发展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需要充分发挥抗疫过程中激发的反弹力、活力、战斗力和凝聚力，推动2020年经济强劲反弹。这个过程需要政府积极的配套措施给予支持，发挥市场和企业活力，完成202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我们能打赢抗疫之战，也能打赢经济战，在宏观层面上继续改革开放，大力推动经济数字化和智能化，让中国经济在高起点走向高收入阶段。 陆铭：“十四五”区域发展将迎制度红利，问题关键在哪？
我国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仍存在多方面滞后。与世界上处于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率偏低约10个百分点。 我国排名前30位的都市圈发展仍未达到与人口大国相匹配的规模。在城市中，有大约30%的常住人口是外来人口，有待市民化。在个别超大城市，非本地户籍外来人口的一半已经居住超过5年，约20%居住超过10年。 所以，我们的人口集聚可加强。由于人口的空间集聚滞后于经济的集聚，地区之间的人均GDP差距仍然巨大。在地理劣势地区，相对于资源禀赋，人口过多，难以提高人均收入，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进程受到人口众多的制约；同时，在发达的地理优势地区却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 城乡间和地区间更为自由的人口流动，可以对冲人口红利总量下降的负面影响，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缓解城市，特别是发达地区的大城市的劳动力短缺。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占比将持续提高，可以创造大量就业，特别是有利于低技能劳动力充分就业和缓解贫困。我的建议是，要重点推进城区人口500万以上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加快长期稳定居住和就业人群的落户进程。 人口城市化，并向中心城市周围的都市圈以及沿海地区集聚，是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客观规律。 所以还是要强化都市圈的增长极作用。在城市群发展进程中，根据规模和功能定位差异，围绕中心城市建设半径30~80公里不等的都市圈，以轨道交通连接起都市圈内的中心城市和周边中小城市，强化其增长极作用。 我也建议加快实施以中心城市为带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战略，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在发展中营造平衡。 张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变局中最为关键的变量在于世界上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主要国家间的力量对比经过了不断变化，逐步累积起的量变转化成某种程度上的质变。国家力量大小可以通过很多指标来衡量，其中最综合也是最常用的指标可能还是经济实力。就经济实力而言，中国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发展非常迅速。 技术突飞猛进既是百年变局的基本内容也是导致百年变局的基本推动力量。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特别是网络信息等与数字相关的技术发展尤为迅速，从而引起了生产、流通、分配和就业等各领域的连锁反应。 网络技术发展和普及的一个明显结果，是断崖式地降低了通讯成本、大幅度拓展了传播容量、大大加快了传播速度，从而极大地方便了人们获取信息、接触新观念和相互交流沟通。随着人们对自身权利认知的加深，对如何获取这种权利路径的明晰，随信息技术发展而来的人们权利意识觉醒，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演化的一个重要社会力量。 人口结构可细分为年龄结构和族群结构。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经历着人口老龄化，其中以日本和欧洲为甚。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老龄化进程也已经开启。人口老龄化涉及一系列问题，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政府的宏观政策、一国的储蓄与投资、老龄人口的政治态度与投票参与率等。 郑永年：疫情大大加深人们对全球化怀疑 中国应发力“软基建”
疫情之后会是新的全球化阶段，各国都会强化自己的“主权经济体”，恐怕要回到80年代以前“有限全球化”的阶段。这意味着，我们有一些产业链条可能要转移出去，一些产品也可能要将主要目光转向国内市场，这同时意味着制造业企业要在产业链上向上爬升、提高技术含量。 而在拉动经济增长上，目前国内的思路大多还是围绕着“GDP经济”进行：一是投资新基建、二是发放消费券、三是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但从新基建目前的体量来看，很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有力增长点。 现在有些人有一种“技术乌托邦主义”，认为通过技术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这种想法很不成熟。全球每个国家都在投入研发技术，但真正占领技术高地的有多少？大量投入却没有技术产出的国家不在少数。这也是为什么国内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火车头”还是在老基建上的原因，新基建最多只能作为一个发力点。 在我看来，中国这一轮发力的关键应当在于“软基建”：通过发展医疗、公共卫生、教育、公共住房、医院、老人院、都市停车场等等，增强社会软实力。不解决“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三座新大山，穷人很难真正脱离贫困，中产阶层就没有制度基础。 我们总是讲拉动经济要靠“三驾马车”，但现在三驾马车里面，外贸因为疫情冲击还没站稳脚跟，基建在经历过去多年的大规模投资后已经出现边际作用递减。要拉动经济，只能靠消费拉动，这就意味着要进一步减少贫困人口、壮大中产阶级，使得消费力得到完善的释放。（来源：发改大讲堂）
政经观察
中美高层通话透露重要信号 高层对全社会预期进行大调整
【研究员】：WH
大变局在加速变化，我们更要对趋势和形势保持机警。信号足够密集，大家也要自己聪明一点。做多手准备，分散投资，全球押注，对冲风险。疫情缩小了中美之间的经济差距。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Homi Kharas称，使用当前美元汇率，按绝对价值计算，新冠疫情让中国经济有望在2028年与美国持平，比他在疫情前的估计快两年。
【博览财经特稿】国际时势乌云不散。8月25日上午，中美高层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通了电话。 这次通话原本是定在两周前，结果毫无预警突然延迟，给会议陡添几缕不确定的色彩。本次通话的内容也较难让人保持乐观。外交辞令上，相当于争端的解决有所进展，但根本分歧仍无法解决。 中美之间的龃龉始于贸易战，并在短短两年间加速蔓延至科技、金融甚至是国家安全层面的对抗。时至今日，一纸贸易协议反而成了双方最强联系，而且还隐隐走到危险边缘。 外部环境“逆风逆水”，国内的政策也频频调整，从大战略上提出“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到政策和指示上的大力倡导节约粮食、重提控杠杆等等。 种种信号表明，高层正在对全社会的预期进行大调整。紧日子当头，现在不是歌舞升平的时候了。近来的政策信号让很多人产生了迷思。 高层两个月内三次强调“粮食安全”
高层在两个月内三次强调“粮食安全”，一次是视察吉林，一次是年中政治局会议，还有一次就是对坚决制止粮食浪费的指示。可以看出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落实下来，有的地方说要推行“N-1”的点餐方式，有的地方干脆就说“N-2”，有的餐厅要在门口放体重秤，有的学校提出浪费就不给申请奖学金，有的媒体痛批吃播大胃王，有的媒体呼吁立法制止粮食浪费，甚至还有一些民间人士建言搞新粮票制度…… 浪费粮食确实可耻。每年仅就城市餐桌上浪费的食物，就完全可以填补中国进口的主粮缺口。但真没想到中央会这么痛批粮食浪费，毕竟实际执行中这种“上面跨出一步，地方跨出十步”的操作影响很复杂。 民众增加了屯粮的恐慌，会猜测洪灾当头是不是粮食储备不足了；本在疫情中严重受挫的餐饮行业叫苦，他们没理由劝顾客吝惜舌尖上的消费；消费收缩，对扩大内需也没有助益。 这些年中国是一刻也不敢忘了粮食安全战略。18亿亩耕地红线牢牢守着，主粮对外依赖度也非常低的，三大谷物自给率保持在98%左右，稻麦库存均能满足1年以上需求。保口粮问题不大，为什么突然着急动员？ 民间借贷重设红线
近期最高法宣布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锚定LPR，以LPR的4倍取代原本以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 高利贷让多少家庭债务累累，妻离子散，确实该打击。这几年层出不穷的“套路贷”、P2P跑路更是让人深恶痛绝，毁掉不少受不住诱惑的年轻人，严重破坏金融环境。 但一刀切强化管制、随意干预民间金融环境却未必如了最高法“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愿。不少的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会受到冲击。路透的信息是，如果以15.4%的标准，基本有一半的消费金融公司要凉掉。 反映民间资金价格的“温州指数”，在7月份也仍高于15.4%，达到16.12%。 如果资金无利可图，未必真的会降下利率，最后要么迫使更多人从地上转地下去找更贵的钱，要么就是砍头息，借你10万实际只给你8万，补偿法律风险。而民间借贷本就是作为多层次信贷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中小微的主要融资渠道。在实体不易的情形下压民间借贷空间，意欲何为？ 中国已主动选择降低对外循环依赖 高层最新的表态是：“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但不可否认中国已经在主动选择降低对外循环的依赖。道理高层肯定懂，为什么还会做出这些政策抉择？ 迷思和矛盾背后，正是高层在动员全社会调整对未来的预期——增强危机应对意识和焦虑感，备战备荒。 上一次中国进入备战备荒状态，还是在1965年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当时中国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陷入对抗，周边战争和冲突不断，中国作出“备战备荒”的决策，全力推动三线建设的大战略。 今年，高层的忧患意识非常强烈：“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和工作准备。”、“必须以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 高层在2012年的研究中提出“底线思维”时认为，应为危机态势做最坏准备，争取较好的结果，同时有两个危机场景必须预防：一是危机升温而产生的巨大外部震荡；二是危机迫使一些国家转嫁灾难而走向变换形态的战争。
从目前的动向看，中国已经在观念上接受了战争随时可能爆发、金融危机随时可能爆发、新的封锁和遏制随时可能出现的挑战。公开报道有迹可循。 首先是备战。中国最近罕见公布了一个月内至少9场高强度实弹军演。只有充分准备战争，才可能避免战争，这是中国历来的习惯。 其次金融危机方面，郭树清在《求是》上研判，“更为严重的是，世界可能再次走到全球金融危机的边缘。”
中国的动作是：1、 结束阶段性的货币宽松政策，降低降息的预期；2、监管层频频警告影子银行，防“死灰复燃”；3、给民间借贷设红线，防范系统性债务风险；4、日前，央行、住建部召集大房企在京面谈，大房企又要统一进入去杠杆、控杠杆了。 这一连串事件背后的逻辑是，在金融危机可能发生以及全球大放水之后出现输入性通胀的预期下，中国降息空间受到掣肘，未来债务压力加大，现阶段必须主动降杠杆、防风险。 至于新的封锁和遏制，可以借基辛格一句至今仍未过时的名言——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世界。 理解了这句话，就理解了当下中国高层的战略布局和准备： 石油方面，中国在两个重要战略方向上确保中国能源供应的安全，首选俄罗斯，备选伊朗。 粮食方面，倡导全社会节约粮食，备荒。 货币方面，官员和高层智囊们不寻常地公开讨论金融脱钩的最坏情况，诸如中国被排除在美元结算体系之外，被美国冻结资产等，以此推动官方加快推进数字货币、人民币国际化。 此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央还要求地方查清关键薄弱点，也就是哪些企业或行业一旦成为美国制裁目标，有可能面临崩溃的危险。 总之，紧日子已经来了。
前几日，北美的同事在闲聊时说到了一个观点：“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活太简单了，大家没啥可动脑的地方，所以只能去想世界大势。在美国资本主义国家生活要考虑的事太多，比如我家有162个电力套餐可选，到底哪个更省钱。我们自己的小生活和小生意已经太复杂，想不过来了。” 而我们这边的同事认为恰恰是因为中国变化大，人们才有动脑筋的必要。就像前几年，搞不清宏观，不在北京及时买房，房价涨得就永远没机会上车了。而美国是西方稳态社会，十年前后差别不大，不太需要想大问题。 大变局在加速变化，我们更要对趋势和形势保持机警。信号足够密集，大家也要自己聪明一点。做多手准备，分散投资，全球押注，对冲风险。 疫情缩小了中美之间的经济差距。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Homi Kharas称，使用当前美元汇率，按绝对价值计算，新冠疫情让中国经济有望在2028年与美国持平，比他在疫情前的估计快两年。 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两个超级大国和平共处的局面。不管是崛起中的中国，还是仍然强盛的美国，建立一个共治的新国际秩序是既无先例可循，也缺乏经验，只能寄希望于双方的智慧、勇气和克制。中美的差距越小，前路的挑战就越大。（来源：智谷趋势 作者：路口大爷）
2020危机四伏 中国如何突破“十面埋伏”
【研究员】：wh
从滞胀的角度讲，疫情下美国新冠病毒确诊人数已经接近五百万人，另外一个方面失业人群超过了4000万人。二季度经济环比一季度，负增长32%以上，整个经济处在一个严重的萧条和收缩之中。此外，在这几个月里面，美国政府增发国债三万多亿美元，美联储又发行超级贷款三万多亿美元，整个货币呈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就是这几个月黄金的价格，每盎司从一千多美元变成了两千两百多美元/盎司，这是严重的通货膨胀。
【博览财经特稿】我讲一下疫情下的世界经济格局和我们国家的发展趋势。 目前的美国社会有三个特征：一是滞胀，二是民粹主义，三是政客甩锅，把矛盾集中到中国。 从滞胀的角度讲，疫情下美国新冠病毒确诊人数已经接近五百万人，另外一个方面失业人群超过了4000万人。二季度经济环比一季度，负增长32%以上，整个经济处在一个严重的萧条和收缩之中。 此外，在这几个月里面，美国政府增发国债三万多亿美元，美联储又发行超级贷款三万多亿美元，整个货币呈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就是这几个月黄金的价格，每盎司从一千多美元变成了两千两百多美元/盎司，这是严重的通货膨胀。 在经济学中最严重的灾难就是通缩，又通货膨胀又经济收缩。 通货膨胀是灾难，经济收缩也是灾难，但是如果这种灾难叠加在一起，是最严重的灾难，目前的美国经济就是通缩的状态，滞胀的状态。 在滞胀的背景下，老百姓又失业又减工资，在疫情下显得更加困难。所以说目前美国社会民粹主义盛行，不管是极右还是极左，容易走极端。 第三个状况，美国政府政客从总统到国务卿，到其他的议会，要摆脱疫情治理不力一地鸡毛，甩掉自己的责任，又要在摆脱经济收缩背景下，顺应老百姓的情绪，顺应民粹主义的情绪。 所以他们不断制造事端转移视线，把疫情的责任甩锅中国，把失业的责任甩锅中国，说中国造成了他们十几万人失业，造成了几十万人死亡等等。 各种稀奇古怪离奇令人不可思议的论点不断推出来，在美国朝野上下，两党政治当中出现了对中国的问题各方面的高度统一，形成了谁指责中国，谁就是政治正确。各个党派的发言，对于中国的问题往往表达有过之无不及。 这是三个特征，就是目前的美国经济社会的格局。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各方面的措施，脱钩的措施也越来越具体，从去年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到今年疫情下的脱钩热，具体脱钩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或者说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多。 归纳下来实际上已经有了十个方面的脱钩，有点像“十面埋伏”，现在是“十面脱钩”： 1、贸易脱钩。 不和你做贸易，贸易公司不买你东西，也不卖你东西，这个迹象已经在各个方面呈现出来； 2、投资脱钩。 美国在中国的企业要求撤资，中国去美国投资收购进行各种阻拦，不让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这是投资上的脱钩； 3、资本市场脱钩。 已经到美国上市的两百多个中概股，找各种理由退市，或者说现在有新的中国企业去美国上市，也阻力重重。最终有可能与极端资本市场脱钩。 4、金融保险脱钩。 美国的银行和保险公司不能为中国的企业进行融资贷款或者做保险业务； 5、技术脱钩。 技术，特别是高科技方面的，他们对华为中兴的措施已经可以看到这个迹象； 6、留学生方面脱钩。 现在中国在美国有36万留学生，目前也处在比较困难的状态，以后再去美国读书，签证各方面都有很多障碍； 7、网络脱钩，互联网脱钩。 8、Swift脱钩。 一旦脱钩全世界贸易环境、清算环境，以美元为中心的清算环境，如果脱钩会带来贸易清算的困难，这里面也会有很多问题发生； 9、谈判脱钩。 国家和国家各种商业性的谈判，贸易性的谈判，经济类的谈判，各种谈判也不谈了，各种各样的协议脱钩。再进一步就是对中国在海外的各种企业找理由冻结财产或者说实行巨额罚款等等； 10、外汇、人民币之间挂钩的关系脱钩。比如说港币和美元挂钩，现在脱钩。 这十个方面的脱钩，理论上很多都是政客们一厢情愿的做法，美国的企业家，美国的金融企业和工商企业会不会服从这些政客的指挥？可以说80%-90%是不会被美国政府指挥的。 美国几千个外资企业，二十多年里在中国投资去年的营业额7000亿美元，有500亿美元的利润，销售利润率是7%左右，应该说效益各方面都比较好。 让他们撤资，丢掉7000亿美元市场，去掉500亿美元的利润，企业家听你的还是听市场的？企业家的皇上不是特朗普，是市场，是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益导向。 从这一点来说，过去一百年，今后一百年不会变的，这就是经济规律。 再比如说美国最大的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在中国有三百万辆的汽车销售，在全球有八百多万辆，如果撤资，中国的三百万辆销量去掉，只剩下五百万辆，在全球再扩大三百万辆的市场份额几乎不可能，立马就从一流汽车公司变成二流的。 再拿集成电路来说，美国的集成电路企业对于中国集成电路的销售，涉及到的营业额有1000多亿美元。 中国去年引进了三千亿美元的集成电路，然后全世界去年销售了5000亿美元，中国市场占全世界60%，引进的3000亿美元，美国实际份额有1900亿，还有一部分是韩国、日本及欧洲等等。 如果说在技术上完全断裂，市场上完全不供应，贸易技术都脱钩，可以这么说，对我们造成一定困难，但是它自己两三年就会死亡。 这不是我说的，麦肯锡4月份发布了报告，分析了这个事情，美国人这个市场一旦丢弃，欧洲、日本、韩国，其他国家两年时间一定能把美国占领中国市场70%的份额覆盖。 另外集成电路投资、资本折旧成本极高，如果没有大市场份额，就没有现金流循环，进一步的研发投入资金就会短缺，要不了多久，这些公司都会倒闭，所以你说这些企业听政客的还是听市场的？ 总而言之，这些方面会造成一定的阶段性的逆流障碍困难，但是从历史长河来说，这方面是影响不了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政客在极端的情况下会发疯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做好对策准备。 总体上说这十方面的脱钩，战略上要藐视他，战术上要重视他。 我们应该有四个原则： 一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二是保持定力，增强信心； 三是守住底线，灵活应对； 四是抓住关键“武器”，做好自己的事。 用这样的应对来反制美国人“十面脱钩”的论点和措施。 最终世界发展趋势不会因为短期的行为扭转几十年上百年的趋势。 第一是全球化趋势。不管怎么脱钩，各个国家采取地方化，逆全球化的措施，但是全球化不是哪个政府、哪个人提出来的，而是经济规律造成的。 人类几百年资源优化配置，各个国家之间的市场交换本身造成了全球化趋势，这是人类发展的规律。 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可以在一个时间内被逆转，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总趋势不会变，我认为今后十年、二十年以后全球化的格局会逐渐变化，如果说五十年内到七八十年内两个超级大国主宰的全球化。 我认为通过这次疫情，通过这个阶段，今后二三十年会形成多极化的全球化，美国是一极，中国也是一极，俄罗斯也是一极，多极化会出现，多元化的全球化，也就是说美元独霸将变成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多元化的全球化会出现，这是一个趋势。 世界经济东移的趋势不会变。在过去四五十年，世界经济出现了东移亚洲的趋势，在1980年四十年前，亚洲各国经济总量占全球20%，到了今天我们达到了全球的37%左右，再过三十年，如果每十年增加4-5个点，再到三十年亚洲经济比重占全球50%，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美国欧洲、其他国家加起来就是50%，这个趋势我认为不会变。而不会变的核心原因就是中国的经济在规模扩大。 在四十年前亚洲占世界20%的时候，中国只占世界1%，也就是说这20%里面我们占1%，其他国家占19%。现在亚洲占了37%，中国在其中占了17%，再往后三十年以后，我就认为中国经济规模，当然会从现在的16%-17%，增长到26%-27%，世界占30%，完成可能。这是第二个趋势。 第三个趋势，工业革命不断地让人类从困境中跳出来，走上新的平台，新的道路。 不管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机械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化工业革命，还是第三次信息化工业革命，现在到了智慧化工业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最近几年刚刚开始。 今后几十年是真正能够把全球经济从困境中衰退的经济中走出来，这个趋势不会变，不会因为现在的疫情，各个国家之间的民粹主义会逆转。 今后三四十年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层次的开放，这个（第四个）趋势不会变。 今年三月份中央出台了五大要素市场改革，实际上就是更深层次的一个重要的划时代意义的改革措施，到了五月份，中央又发布了一个关于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意见，总共有9个章节，34条。 我们仔细看一下，文件意义不言而喻。 2013年，十三届三中全会改革的文件，里面讲了16章60条，300多个改革事项，到2020年要完成的改革事项，300多个。现在2020年到了，中央提出了新的改革措施。 第五个趋势，中国经济有很强的韧性，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具有很深的各方面增长潜力，这种增长潜力在中国经济内循环，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格局推动下会更大地引领中国走向强国之路。 大家一定要明白，任何一个强国一定是内循环的经济占GDP的80%以上，外循环经济占20%。 欧洲几个国家也如此，日本现在也如此，日本曾经外向经济占40%，但是真正成为世界第二以后，实际上内循环的经济占到了现在80%以上。 我们国家2006年的时候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大循环，使得我们国家的经济65%左右是外循环，以后逐渐减少，现在我们还占32%，在内循环为主体的情况下，今后一定内循环经济体量会逐渐占全国经济总量的80%以上。中国经济对于世界经济的趋势和影响这个格局也不会变。（来源：光远看经济（ID：guangyuanview） 口述：黄奇帆）
美元正亮出“獠牙” 为下阶段货币战争做准备
【研究员】：wh
由于当时美国经济的滞胀不断深入，美元加速贬值，这就让美元陷入危机中，其根本标志是美元表示的金价不断上涨，在十来年的时间内国际金价上涨了大约24倍。但最终，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并未改变，依旧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存续到了今天，根源就在于美元指数只是相对概念，非美货币无法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信用，也就无法取代美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地位。
【博览财经特稿】现在，即便是美国的很多金融专家也都在看空美元，美元真的要丢掉世界储备货币地位了吗？ 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的基石是什么？是比非美货币更稳定，这是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的基石。 由此就可以看到，无论美元指数，还是美元兑非美货币的汇率，都仅仅是相对概念，这一点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有生动的体现。 由于当时美国经济的滞胀不断深入，美元加速贬值，这就让美元陷入危机中，其根本标志是美元表示的金价不断上涨，在十来年的时间内国际金价上涨了大约24倍。
但最终，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并未改变，依旧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存续到了今天，根源就在于美元指数只是相对概念，非美货币无法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信用，也就无法取代美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地位。 所以，美元要捍卫自己的地位，并不取决于本身贬值的速度是快一点还是慢一点，更主要的是：美元需要持续打败威胁到自身地位的非美货币！ 制造非美货币危机，巩固美元地位 任何货币的信用都需要时间的持续积累来完成。但是，当一种货币经常爆发货币危机的时候，信用积累的过程就会中断，也就失去了取代美元的能力。由此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欧债危机给欧元带来的影响。 由于希腊及“欧猪五国”的债务危机，让欧元的问题凸显在整个世界面前，即便欧债危机之后，欧元的信用弊端也无法修复。欧元区成员国的债务问题对欧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欧债危机之后，一度曾经如日中天的欧元对美元的威胁下降了。 随着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美国经济和财政又受到严重的冲击，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全球几乎所有央行都在极力印钞以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经济与债务，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去年9月的不足4万亿美元已经飙涨至现在的7万亿美元以上，国际货币市场就自然而然地再次滋生对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怀疑。美元有能力摆脱这种怀疑吗？
毫无疑问，依旧要推动其他非美货币的货币危机。当货币危机严重损害其他主要非美货币的信用（包括欧元、日元、人民币等）之后，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就会得以稳固甚至会加强！ 美元正在亮出自己的“獠牙”，希望为自己找到逃生之路——为下一阶段的货币战争做准备！这场货币战争类似次贷危机之后的欧债危机。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联储考虑放弃其30多年来一直遵循的一种做法，即通过加息来遏制通胀上升的策略。”报道称，“美联储官员将转持一种更为宽松的观点，允许通胀率在一定时期内略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以弥补以往通胀率低于该目标水平多的情况。” 简单地说，就是美联储将采取纵容通胀的策略。根源就在于美国政府的负债率已经在120%以上（年底很可能超过140%），如果通胀率超过2%，美联储就立即以加息应对，美国政府不足以应付利息支出的快速增长，就很可能会因债务压力而破产。 此时，必须保持更长时间的低利率状态（也就是维持更长时间的实际负利率），推动通胀达到更高的水平，只有当美国经济达到严重过热状态之后，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必然加速增长，应对美联储加息的能力增强，此时美联储才会考虑加息以抑制通胀。而这种做法也是美联储进行货币战争的逻辑。 瘟疫下的通胀，加深社会矛盾 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对全球的生产活动已经形成严重的打击，其中农业问题尤其引人关注。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戴维·比斯利4月21日在安理会就冲突与饥饿问题举行的视频连线会议上警告说，新冠疫情将使冲突地区饥饿问题加剧。比斯利说，全世界每天有8.21亿人挨饿，另外1.35亿人正走向饥饿的边缘。世界粮食计划署每天都为近1亿人提供粮食，如果现在无法向这些人提供粮食，在未来的3个月里，可能每天会有30万人饿死。
这意味着，当粮食出口国因瘟疫大流行而无法出口农产品之后，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即便有钱也会失去对贫困人口的救助能力，这个星球上将出现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每天都会有数十万人饿死。 到6月11日，联合国再次提升了警告等级，明确警示全球正面临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其实，这些警告都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一次瘟疫的全球大流行都会导致大饥荒，这是瘟疫对全球生产活动所带来的破坏作用所决定的。同时，今天全球实行的是主权货币（纸币），纸币的发行速度只能依靠各国央行的道德约束，也就是说，当道德水准严重下降之后也就彻底失去了约束，这或许就是今天的现状。 一些国家纸币的随意滥发已经大行其道，当饥荒发生时的通货膨胀会更加严重，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打击也会更加严重。 而世界各国的基础原材料和农业的供给能力是严重不平衡的。总体说，南美、北美、澳洲的能源和粮食自给率比较高，而非洲、欧洲和亚洲则相对较低（中东的原油自给能力很高，但粮食严重依赖输入，而俄罗斯的综合自给能力比较高，有能力同时输出石油和粮食）。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原油或粮食自给不足、一旦因货币滥发导致通胀严重恶化的时候，就很可能出现通胀失控或大饥荒，进一步还会导致社会失控。 反观北美、南美的部分国家在原油、农产品上的出口能力即便萎缩甚至消失，但基于其自身的地理特点、经济特点却可以保证自给自足，通胀就可以得到适当的控制，至少不至于恶化到让社会失控的地步。这种结构性的差异是十分值得重视的。 稳定的粮食和石油供应，是美元强有力支撑 一国货币的价值本质上取决于通胀，能源和粮食的价格更难以控制的国家，其货币的价值就更没有保证。而美国粮食及原油的自给能力，为美元提供了基石（不至于掉进“大海”淹死）。 目前一些国家的粮食品种价格已经出现大幅上涨，就在佐证瘟疫大流行对全球谷物市场所带来的冲击！ 因此，就在这样的敏感关口，美联储纵容美元贬值，就会起到引燃、推动以谷物为核心的基础商品对全球通胀的推动作用…… 这种策略对欧元的压力尤其严峻。经过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打击，意大利2020年的GDP总值预计会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期的水平，这必然造成政府负债率的暴涨（一般预计今年年底意大利的债务率会达到165%以上），一旦通胀暴涨就会推动国债收益率暴涨，意大利等欧元区内高债务国家就只能离开欧元区，很可能导致欧元区的解体。
一旦欧元区解体，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不仅不会下降，甚至还会提升。即便欧元区不会解体，欧元的信用也会再次遭到严重打击。 当欧亚主要货币的信用积累过程受到严重的打击之后，就给美元提供了逃生的出口。 基辛格曾经说过：“谁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谁控制了货币，就控制了全球经济。” 自给自足的石油和粮食，就是美元继续维持自身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两块垫脚石。（来源：功夫财经（ID: kongfuf） 作者：如松）
人物广角
昔日商界女精英 如今已成阶下囚诈骗犯
【研究员】：wh
诺亚财富都是给富人理财，现金都是100万起跳的，很多客户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净资产。汪静波算是踩中了一个风口，当时资管行业一片空白，到处都是待开发的处女地。2007年，创办没两年，就获得了美国著名风险投资红杉资本的投资。从此，诺亚财富在给富人理财的路上狂奔，一路攻城略地。到了2010年，成立仅五年的诺亚财富，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至此，诺亚财富成了国内资管行业的领头羊，成了老大哥。
【博览财经特稿】2019年6月19日，罗静行色匆匆地来到诺亚财富的总部，找她的好闺蜜，诺亚财富的控制人——汪静波。 汪静波和诺亚财富是她最后的希望，罗静控制的承兴国际资金链已断裂，资金挪腾无力。来找汪静波，她也知道是一步险棋。 她们做了一次深夜长谈，罗静将承兴国际面临的困境和盘托出，希望汪静波的诺亚财富，再给承兴国际发几十亿的理财产品。 在此之前，诺亚财富旗下的歌斐资产，已经给承兴国际发行了34亿元的产品。得知这34亿产品到期无法赎回，汪静波让罗静签署了将承兴国际股权质押的协议，以此来保障歌斐资产的权益。 协议签完之后，汪静波拨通了110的电话。随后，警察来到汪静波的办公室，将面如死灰的罗静带走。 罗静被带走，一个300亿的骗局由此被揭开。在这场骗局里面，诺亚财富踩了34亿的巨雷，连带其它一些信托也被炸雷，甚至连京东和苏宁，也被下套躺枪。 诺亚财富一路攻城略地 罗静出生于1971年，是香港人。汪静波则于1972年，在四川出生。大学毕业后，罗静干的第一份职业是销售。干了没几年，1996年，25岁的罗静就创办了承兴国际，当起了老板。 罗静的承兴国际，干的都是一些小生意，主要是帮助一些大企业，搞促销活动，赚取相应的策划费用。公司开张两年，罗静就签下了百事可乐、宝洁和诺基亚，开始站稳脚跟。
那段时间，从四川大学毕业后的汪静波，则去了上海的成浦集团。刚好成浦集团要准备上市，找了湘财证券合作，汪静波则与湘财证券搭上了关系。 2003年，汪静波成为了湘财证券私人银行部门的总经理，这个部门，也成为了日后孵化诺亚财富的根据地。 2年之后，汪静波带领湘财证券私人银行部门的十几名核心人员，离职创办了诺亚财富。
汪静波下海创业时，罗静则已经在商场摸爬滚打了近9年，还经历了一次金融危机。 2006年，罗静在广州创办了广州承兴营销管理有限公司，并且拿下了NBA国内的独家品牌授权。在广告行业浸淫多年，罗静深知独家IP（知识产权所有权）是与大企业合作的筹码。 罗静也终于找到了引进国外IP和经营IP的发展之道，相继获得了“变形金刚”、“功夫熊猫”、“兔斯基”等IP在国内的授权和开发权。 拿到这些大IP的授权，罗静则利用这些IP，和一些大银行合作发行主题银行卡和信用卡，以此获得收入。但这些业务，始终都是边缘业务，产生不了多少利润，也赚不了大钱。 相反，汪静波的诺亚财富则大为不同，毕竟金融行业才是赚钱的行当。很多人不了解诺亚财富，那是因为基本不会与之打交道。主要是因为不够资格，手头上没有那么多钱。 诺亚财富都是给富人理财，现金都是100万起跳的，很多客户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净资产。 汪静波算是踩中了一个风口，当时资管行业一片空白，到处都是待开发的处女地。2007年，创办没两年，就获得了美国著名风险投资红杉资本的投资。 从此，诺亚财富在给富人理财的路上狂奔，一路攻城略地。到了2010年，成立仅五年的诺亚财富，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至此，诺亚财富成了国内资管行业的领头羊，成了老大哥。 不过，此时罗静只算是一个普通的小老板，与汪静波差好几个段位，两者并无交集。最早创业的罗静，反被汪静波弯道超车。若是没有巨大的机遇，罗静也就是像你我一般的普通凡人。 罗静在中国商界崭露头角 斗转星移，事易时移，罗静的命运在2015年悄然发生逆转。那几年，香港资本市场妖风作怪，各路资本兴风作浪，罗静也淌了一波浑水。 罗静在英属处女群岛注册了一家离岸公司，然后以自有资金2000万港元，收购上香港上市的奕达国际74.35%的股价。 当时奕达国际已经是仙股，每股0.74港元，这次收购的总价是5.35亿港元。剩下的钱哪里来？答案是来自中信建投证券贷款融资拨付。 收购之后，罗静将奕达国际更名为承兴国际。花2000万元，就获得了一家上市公司，罗静是资本运作的高人，还是背后有高人指点？ 有了香港资本市场运作的成功经历，罗静一举成为了知名企业家，开始在资本市场长袖善舞。罗静一鼓作气，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内，用了不到8000万元，就收购了一家新加坡的上市公司Jacks International，后更名为承兴大健康（Camsing Healthcare）。 手握两家上市，罗静开始在中国商界崭露头角，频繁出入木兰汇。 木兰汇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性领袖俱乐部，成立于 2009 年，号称以“30 位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性” 上榜木兰为核心，汇聚中国商业女性领袖。格力的董明珠、东方园林的何巧女、国美电器的杜鹃都是常任理事，而诺亚财富的汪静波，也赫然在列。 2016年4月，罗静获得中国企业家木兰汇“木兰年会”嘉奖，并成为木兰汇公益基金的发起人和理事。
罗静和汪静波，两人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但成为了闺蜜，还成为了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汪静波手头上有钱，需要有项目寻求回报；罗静有上市公司，有实体项目，需要融资。在一个商会里面，你刚刚好有需求，我刚刚好有产品，生意就发生了。 罗静完成三大主营业务布局 但诺亚财富的钱，不是想拿就能拿的，除了支付固定的投资收益之外，罗静必须有相应的资产做担保。 他们玩起了供应链金融，罗静的广州承兴，与很多大企业有合作，因此有大量的应收款没有收回来。但罗静又急需钱用以周转，那怎么把这些应该收却还没有收到的款盘活起来呢？ 供应链金融就应运而生了。只要把这些应收款抵押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放款给需要融资的公司，收到钱的公司到期还本付息即可。 罗静的广州承兴，是京东、苏宁的供应商，货在京东和苏宁易购平台卖出去之后，钱并没有马上到广州承兴账上，而是会在两个月或者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会转给广州承兴。 京东和苏宁都是知名的大企业，这些钱一定是会付的，这对诺亚财富来说，绝对是没有风险的。即使广州承兴最后还不上融资的钱，那么就有京东和苏宁把这部分应收款转给诺亚财富，基本上没有风险。 如此优质的项目，不仅诺亚财富做，汪静波的老东家湘财证券和云南信托，都投了罗静的产品。 但是，没有人真正认真地去调查，广州承兴和京东、苏宁，到底发生了多少金额的业务。只要到期，广州承兴能够按时还本付息，就没有人追究。 罗静正是利用广州承兴与京东的应收款，从诺亚财富的子公司歌斐资产借了34亿元。 有了钱，罗静又在A股市场骚动起来。2017年，罗静在广州承兴下面注册了一家子公司——苏州晟隽营销管理有限公司，并花了15亿元，通过苏州晟隽收购了A股博信股份。 至此，罗静拥有了三家上市公司。在香港上市的承兴国际，主营IP授权和开发；新加坡的承兴大健康，主营保健品；大陆的博信股份，主营最近比较火热的智能硬件等业务。 罗静完成了三大主营业务的布局，俨然一副成功女性的身份，但只有潮水褪去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 资本运作变成旁氏骗局 2018年，经济大环境总体向下，民营企业的日子尤为难过。资金实力并不雄厚的罗静，大量举债收购上市公司，但上市公司的业绩并不能给罗静造血，相反A股的博信股份还需要罗静无利息借款。 融资收购上市公司的戏码玩不下去了，继续融资借新还旧，资本运作变成了旁氏骗局。 用罗静自己的话说，2018年过得步步艰难，步步惊心！资金缺口越来越大，罗静需要扩大融资，如果继续采用供应链金融融资，就必须有更大金额的应收账款做抵押。 为了套取更多的融资，罗静伪造了广州承兴与京东的合同、发票和应收账款确认函。有京东背书的供应链融资，看似没有风险、稳赚不赔的投资，暴雷了！ 诺亚财富的创始人汪静波，做梦也不会想到，她的好闺蜜，木兰汇理事会成员罗静，给她的底层资产，竟然是伪造的。说白了，投歌斐资产这款产品的富豪们，看中的是京东的应收款。也就是说，这是京东欠歌斐的钱。 可怕的是，这笔所谓的应收款，所谓京东欠的款，根本就是无中生有。让人感觉惊奇的是，这种供应链融资，相应的合同需要诺亚财富的风控人员、广州承兴和京东的相关人员一起签订合同，这个假是怎么造出来的呢？ 就在罗静被抓后的一个月，京东负责广州承兴与诺亚财富供应链融资业务的前员工，被批捕了。而这名员工，在5月份已提前离职。 苏宁易购也发布声明，关于广州承兴与苏宁易购应收账款融资事宜，苏宁易购与此事项无关。
一切均水落石出，诺亚财富拿到的应收款融资的底层资产，是假的，是广州承兴与有关人员伪造出来的。 广州承兴的到期融资款，京东不可能兑付。跟着诺亚财富一起倒霉的，是背后的投资人。 8月20日，就在罗静被批捕一年之后，上海二中法院发布了罗静诈骗300亿元的消息，实际给受害单位造成了80亿元损失。
昔日的商界女精英，木兰汇的理事成员，成功的企业家罗静，如今已经了阶下囚、诈骗犯。 太阳底下从来就没有新鲜事。突然逆袭的成功，光鲜亮丽的背后，有着不可见人的肮脏。正如木兰汇评选出来的商业领袖，她可能是个诈骗犯；正如广州承兴的京东应收款无风险底层资产，它可能是伪造的。 20多年金融从业经验，帮助富人理财的专家汪静波和她的诺亚财富，都无法独具慧眼，依然被罗静的骗局所蒙蔽。或许，汪静波最想说的一句话应该是：不是诺亚风控太无能，而是骗子造假太狡猾！（来源：大江湖解局（ID:ZhiChangDJH）作者：江湖大大）
社会热点
高利贷规则改变或进一步挤压民企融资空间
【研究员】：wh
中国的银行体系是一个垄断行业，由国家意志所控制。实控人（政府）跟代理人（行长）是错位的不一致的，所以国有银行对于风险极为厌恶，宁可求稳也不愿意冒险赚高息。因为你一旦放出去的贷款收不回来，成了坏账、呆账。这就叫国有资产流失。这样一个帽子扣上来，谁能承受得住？
【博览财经特稿】这年头，每天都在见证历史。这不看到新闻说，最高法调整了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宣布以一年期LPR 3.85%的4倍，来取代原本以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 中国8000万小企业中约有三分之二无法获得（银行）贷款。数以百万计的民营企业通过民间借贷的方式进行融资。 政策的原意，是要加快民间借贷阳光化进程，打击职业放贷人。但降低司法保护的红线，也有可能让民营企业的融资更难了。 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它有可能会进一步挤压民企的融资空间，最后变相去补贴了国企。这背后的连锁反应超乎许多人的想象。 国企就是银行的“香饽饽” 中国人特别喜欢储蓄。一辈子省吃俭用，就为了把钱放到银行里边吃那点小利息，但多数人并不了解自己钱的去向。 如果我们把这些钱做下标记追踪。最终一定会惊奇的发现，有非常非常多的钱是流向了国企，或者是跟行长有关系的阶层。 中国的银行体系是一个垄断行业，由国家意志所控制。实控人（政府）跟代理人（行长）是错位的不一致的，所以国有银行对于风险极为厌恶，宁可求稳也不愿意冒险赚高息。 因为你一旦放出去的贷款收不回来，成了坏账、呆账。这就叫国有资产流失。这样一个帽子扣上来，谁能承受得住？ 所以，掌握审批权限的人绝不会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去赌，把大量贷款倾斜给中小微企业。你一无抵押，二无担保，就想要我的贷款？不行，不行，太冒险了。 对银行来说，国企才是香饽饽。人家就算经营状况差一点，背后还有政府爸爸呢。国家信誉就摆在那里，这可是隐形担保。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啥的，国企也不会“跑路”，而且地方政府还可能会化身白衣骑士，以最后救助者的身份“兜底”。我不用担心放出去的钱，最后打了水漂。 因此，国企部分顺理成章地拿到了大量的信贷资源。在有的地方，城市商业银行更是被市长当做了“第二财政局”。 工商、建设、农业、中国银行这几大巨头由财政部、中央汇金公司管控，市长的“批条”不一定好使。但是地方性的商业银行，地方政府掌控人事任命权，便有很大的控制权。 为了扶持特定产业发展，一些城市商业银行会在地方的“指挥”下，把廉价金融资源定向投放给本土国企。这就是中国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根源所在。 “白手套”就是赤裸裸的暴利 卡尔沃尔特在他著名的《红色资本》里写道：在整个中国的金融体系中，银行的借款成本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以此降低中国国有经济成分的资金成本。 2015年，中国全面放开存款利率的浮动空间，但还是留下了一个尾巴——基准利率。它就像一条 “影子”红线，引导着商业银行的定价习惯，偏离太多都会被考核为违规，降档。在这个窗口指导下，银行的贷款利率通常都维持在4%-6%。 利息虽然低了点，但是凭借着存贷款之间的利息差，凭借着国企有借有还的稳定性，银行还是活的很舒服。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银行就更不愿意贷款给中小微企业了。因为银行的贷款利率被人为压低之后，风险跟收益就出现了不匹配。什么意思呢？ 你想想。贷给一家民企，风险是比贷给国企要高的。按照风险与收益相一致的原则，高风险就意味必须要高收益。 明明应该是用20%~25%的利率对外放贷，上边偏偏限制了我的自主定价权，只能以4%-6%的利率对外放贷。这样做岂不是亏死了？ 所以，很多时候银行就放弃这一块业务。那么，这样是不是就把中小微企业逼上绝路了呢？ 别急，职业放贷人和民间借贷了解一下。先说职业放贷人。一些有门路的个人/企业，凭借着跟行长的裙带关系，可以低息套取银行贷款，转过身又高利转贷给中小民企。有的企业甚至会向单位员工集资后又转贷牟利。 这些白手套，4个点进来30个点出去，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暴利！把空气当黄金卖，都没这么赚钱。张化桥曾经愤慨的说：有限的信贷都被特权阶级借走了。 话虽然夸张，但也不是凭空捏造。这些蛀虫割的都是人民的韭菜，我非常赞同对他们狠狠打击，让他们尝尝铁拳的厉害。不过，正常的民间借贷跟这个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职业放贷人的钱都是从银行套过来的，而正常民间借贷的钱有很多都是自有资金。 人家愿意冒着拿不回本金的风险，把钱借给热锅上的中小微企业，就是因为有着高收益的诱惑。放贷方看在百分之二三十的利率上，愿意冒险一试，以图丰厚的高利回报。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是市场经济运转的基础，很正常。 放以前，只有利率超过24%的借贷才被定义为高利贷，法院不会给与保护。而24%—36%的贷款属于自然之债，如果当事人愿意给这部分的利息，法院也不会反对。 新规之后，民间借贷的司法保护上限整整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以后超过15.4%的利率部分，就会被认为是高利贷，不受司法保护了。放贷人不能要求这部分的利息返还。 监管机构认为这是对债务的控制，因为今年一季度中国影子银行重新反弹到59.1万亿元的规模，必须时刻防风险。最高法也认为这是加快民间借贷阳光化进程，打击职业放贷人。 但在我看来，事情绝没有这么简单：超过15.4%的利率部分就不受司法保护了，你说民间放贷人会不会开始惜贷？以至于这些钱，最终都流向了更具有保障性的国有企业部门呢？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国家金融发展实验室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中国8000万小企业中约有三分之二无法获得（银行）贷款。 数以百万计的民营企业通过民间借贷的方式进行融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估计， 截至3月31日，中国非正式贷款市场规模为人民币3.4万亿元（合4910亿美元）。 如果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可能会有大量正常的民间借贷资金撤离，导致融资成本更高了。即便民间资金不撤出，也有可能会出现砍头息。借你10万，实际只是给8万，补偿一下法律风险。 决策的原意是好的，但我也怕实际执行中，会出现一些走偏的效果。彭博评价称：乍一看，中国似乎正在保护这些小家伙。但实际上，中国正在为最需要帮助的人关闭重要的融资渠道。Covid-19疫情恶化了小企业的信用状况，而这一新的贷款上限可能会完全关闭影子银行的一角。 “中国刚刚杀死了4910亿美元的私人贷款市场”。彭博说。所以，最关键的招数并不是去降低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而是真真切切地，去解决民企融资难的问题——让银行愿意放贷给中小民营企业，去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千万不要因果倒置。 民营企业想要拿到银行牌照比登天还难 美国跟中国很不一样。高峰期的时候，美国有15158家银行机构，今天减少到了5116家，但还是处于充分市场竞争。 由于美国奉行自由主义市场精神，反感政府干预，这些银行基本上都是私有银行。这里头，既有富国银行、花旗集团、美国银行和摩根大通这样呼风唤雨的大银行，也有一些全部雇员就一百来号人的小银行。 这么多私有银行，那个竞争真的是香到不要不要的。像微软、苹果这样的香饽饽客户毕竟数量有限，而且美国发行债券、股市再融资也很方便，好企业并不用是很依赖银行贷款。 为了存活下去，这些银行会把目光放到中小企业群体，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潜在客户。在做风险尽调的时候，那叫一个尽心尽力，把那些可以合格中小微企业都挖掘出来，给与放贷。 而且美国又实行利率市场化，银行的利率定价权较强，风险和受益相一致后，银行没有动机对中小企业惜贷。 据媒体报道，2013年美国本土大概有7000多所银行，其实里头大部分都是社区银行，分散在美国各个州。尽管社区银行资产不足10亿美元，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低于11%，但其向小企业发放的贷款却占到全行业的近40%。激烈的、充分的市场竞争，保证了美国中小企业较为顺畅的融资渠道。 回到中国这边。我们的利率不仅没有做到完全的自由化，我们的银行体系还是以国有为主。民营企业想要拿到银行牌照，比登天还难。 2014年12月16日，中国首家民营银行―深圳前海微众银行正式成立。从那个时候开始算，中国的民营银行破冰之旅，已经走了5年。五年时间，初生宝宝都已经学会打酱油了。你猜猜目前有多少家民营银行？
答案是19家。14亿人口的超级大国，只有19家民营银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本来就应该实行信用扩张，去刺激经济升温。如果最后变成了对民企进行信用收缩，那可是得不偿失的事情。比起简单一刀切的监管模式，我们不如多反思一下问题到底出现在了哪里。（来源：智谷趋势（ID：zgtrend） 作者：黄汉城）
形势分析
千亿投资归零 中国房企海外投资“大溃败”
【研究员】：wh
2014年万达国际房地产销售主管迈克尔-普里福伊(MichaelPurefoy)也曾有过类似的表态，按照他当时的说法，“万达计划到2020年将其目前的300亿美元年度销售额增至1000亿美元，主要通过国际房地产开发。”彼时，万达已经进军海外市场约一年时间，并在英国伦敦南部的沃克斯豪尔、西班牙马德里、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和美国芝加哥等地购买土地，还收购了美国洛杉矶的地产项目。
【博览财经特稿】最新的《财富》世界500强榜单发布后，多家房企发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宣传弹”。 今年500强中的5家房企，全部来自中国，分别为碧桂园、中国恒大、绿地控股、保利集团、万科，其中，碧桂园以第147名居中国及全球房企第一。 曾经在2016年首次上榜，2017年上升至380名的万达，并未出现在这份榜单中，从2018年开始。
“我给自己成功的定位，就是要把万达带到世界超级企业，或者说进入世界500强的前十名，这就是我的梦想！把万达打造成一个真正的国际知名品牌。”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曾经在公开场合。 2014年万达国际房地产销售主管迈克尔-普里福伊(MichaelPurefoy)也曾有过类似的表态，按照他当时的说法，“万达计划到2020年将其目前的300亿美元年度销售额增至1000亿美元，主要通过国际房地产开发。” 彼时，万达已经进军海外市场约一年时间，并在英国伦敦南部的沃克斯豪尔、西班牙马德里、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和美国芝加哥等地购买土地，还收购了美国洛杉矶的地产项目。 然而，这个目标并没有如期实现。2020年7月30日早间，万达酒店发展发布公告，将所持芝加哥一个房地产项目的90%股权作价2.7亿美元出售，以帮助削减债务。这是万达旗下最后一个海外房地产项目，售出后，万达海外地产投资正式剧终。 这个结局并不意外，此前万达方面透露出出售意向的时候，市场就对此早有预期，而从2017年开始的几年间，万达相继变卖此前大举布局的海外项目，英国、澳大利亚、美国、西班牙……早已被外界“判定”万达要结束此前设计得宏伟绚烂的“海外梦”，这个项目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句号。 2013年-2016年，是房企奔跑出海的高峰时段，在政策的鼓励下，国内房企开始拓展海外市场，万达只是其中一家。 这股浪潮在2017年以后逐渐退去，随着国家海外投资政策收紧，债台高筑的企业不得不变卖资产被迫回撤，冲出去想再造国内神话的企业为水土不服付出了惨重代价，也不乏成功落地、持续捞金的案例，他们在中国以外的地区，长出了另一双羽翼。 “未来几年内，房企按上一轮模式再次出海成潮的几率几乎为零了。”全联房地产商会创会会长聂梅生见证了这些房企出海的整个过程，如今，在整个国际国内形势的多重作用下，她做出这样的判断。“这是一次学习的过程，经验和教训都很重要。” “闯世界” “想做首富，这是对的，但是最好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比方说我先赚它一个亿。”说这句话的时候，王健林正值志得意满、春风得意的人生赛段。 随后几个月公布的《福布斯》2016年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中，他以287亿美元的净资产，超越李嘉诚跻身亚洲首富。那一年，中国大陆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亿万富豪达到创纪录的251位。 2016年可以说是这个赛段的巅峰，就是在那一年，万达首次进入世界500强名单。在2015年万达的工作报告里，王健林宣布，2016年是万达转型的关键年，到2016年底，万达将不再是房地产企业，而成为综合性企业。其中，转型年的关键标志之一，就是2016年万达集团海外收入占比力争达到20%。 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万达集团海外投资总额已超过150亿美元，其中美国投资了100亿美元。
图中最高的建筑为封顶后的芝加哥万达大厦，是芝加哥市近10年内封顶的最高建筑。 “2012年万达并购AMC，我去美国时说了一句话，‘未来十年万达至少要在美国投资100亿美元’。美国一家著名媒体报道时加了个标题：‘希望王先生兑现他的承诺’，意思是别忽悠美国人。现在才过去3年，我们在美投资额就超过100亿美元。我准备让记者再写一篇文章在美国发表：‘万达已提前兑现在美投资承诺’。”这是2016年初，王健林在2015年集团工作报告中说的话。 这个项目，被视为万达迈向国际化的开始。“万达七八年前就提出国际化，但一直没敢走出这一步，直到2012年收购了美国的AMC院线。”他曾在2015年10月做客美国哈佛大学公开课时称。他曾不止一次在海外公开场合阐述过他的蓝图，除了哈佛，还有牛津。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闯闯。”那一年，不止万达一个大型房企宣布了国际化战略，准备大规模进军海外市场。 彼时的分析，大部分人把房企出海原因归结于2010年-2013年那轮国家针对房地产业的调控。 国内大批声音喊着房地产的“黄金十年”已经过去，海外融资成本低，市场又大，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财富阶层海外置业，仅就这一块市场，就有巨大潜力，不少企业高喊“到国外做中国人的生意”，信心满满。 “虽然影响因素很多，但房企走出去，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当时国家从政策层面上来看，是持鼓励的态度。”聂梅生说，“尤其是金融方面。” 2014年工商银行投资银行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万达、复星海外投资多个项目均是工行操作。其中一种方式是常用的融资方式-并购贷款。据透露，2014年6月万达收购马德里西班牙大厦项目就是借助了工行提供的并购贷款。该项目的收购金额为2.65亿欧元，加上增值税等，预计交易成本超过3亿欧元，最终通过万达地产及其子公司资本金出资和工行的并购贷款共同安排。 “内保外贷”是当时被更普遍运用的方式。在预先获准的对外担保额度内，境内银行为境内公司的境外投资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境内公司反担保境内银行，最后境外银行给境外子公司发放相应的贷款。 有专家曾分析，如果以内保外贷的方式参与投资，在海外真实的融资成本是国内外的利差，再算上人民币的贬值，中国房地产企业在海外投资融资实际上已经是负利率状态，“以前不敢加杠杆，现在应该加杠杆。” “第一批出去的房地产企业，基本上都是国内的头部，买买买为主，万达、万科、绿地、SOHO等房企巨头在全球多个国家的核心区域收购优质资产，尤其是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但是从2014年开始，房企出海的方式就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把中国模式复制到国外。”聂梅生说，这是后来很多企业遇到麻烦的开始。 但在那几年的时间里，出海的大小房企们个个意气风发，并没有意识到海的另一边，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迎接他们的究竟是什么。 通过机构发布的海外投资规模增速数据，可以从侧面感受到2013-2016这三年，整个市场的情绪。 仲量联行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第三季度末，中国海外房地产投资同比上涨25%，交易额突破50亿美元，刷新了2012年全年40亿美元的历史纪录。2014年,165亿美元,比2013年增长46%。2015年，251亿美元，同比2014年高出近50%。2016年中国的海外商业和住宅房地产投资额达到33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53%。 一路都是“新高”。 刹车：千亿归零 遗憾的是，两年后的2016年，上述人士所提的万达收购西班牙大厦的项目被原价卖给了西班牙当地的企业，当地媒体曝出的原因是马德里市政府拒绝万达集团对西班牙大厦主外立面进行拆除重建的改造计划，而万达的初衷是将西班牙大厦改建为一座配有办公区和商业区的豪华酒店。 对于原价这个说法，有媒体提出质疑，“如若考虑2014年和当下的欧元兑人民币汇率，万达此次可能亏损约1亿多元出售。” 这还仅仅是开始。“几年过去后，可以看到后来很多企业开始抛售早前购买的资产，酒店等物业，原因是用了额度很高的贷款，加了很高的杠杆后，发现国外房地产市场跟中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市场，并没有出现预想的收益高增长，而贷款的偿还期已经到来，一些现金流不是很好的企业被迫将这些资产出售。”但聂梅生说，还是有一些运转良性的企业，留了下来，现在纽约中心的资产，还有国内房企持有。 而对于接下来一批到海外开拓市场、开发项目的地产商来讲，就不仅是出售资产这么简单。 聂梅生解释，美国的土地非常便宜，在房地产开发成本中占比比较低，中国大概在40%-50%，而美国拿地成本只占10%-15%。“这是国内很多开发商想把房建在美国的原因之一，认为低地价非常合算，所以就利用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疯狂拿地，后来发现掉进深深的泥潭。” 此前，曾经有一家美国移民地产投资的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一家南京的公司，拿地后才发现，年化收益率不会超过10%，而另一家企业在拿到土地的大批文后，小批文没有拿到，处在漫长的不确定等待期，前期投入了2亿美元，进退两难。 而这并不是个别现象。“比如审批，所有技术性程序走完后，如果当地居民因为环境、种族等问题不同意，仍然无法进行，就会把整个过程拖得很长。”这些是很多开发商在进入国外市场之前并没有想到的，聂梅生称，他们中不少把国内的团队空降到国外，但是发现，无论是政策还是人脉，都不熟悉，很多工作无法开展。比如，某大型国企就曾发布过海外市场的三条军规，其中之一就是“公司信奉自主经营，海外项目的核心管理团队基本由集团派驻，并逐渐打响品牌在当地的影响力”，后来证实在很多地方行不通。 据悉，该公司2016年在美国购得一块土地，但随后打算重建某海滨地块并建造一片住宅的规划遭到部分当地居民的反对，认为该地块不应用于商业用途。彼时就有业内人士对媒体称，企业海外发展计划与当地建设规划不符的事时有发生，海内外市场信息不对称加上中资企业以固有的思维方式来策划运作海外项目，是企业在海外碰壁的重要原因。 另一家房企保利地产也曾经隐约透露，对于海外投资将会采取积极而审慎的态度，“因为海外的法律体系、价格体系、税收体系、材料供应体系等和国内的差异性还是比较大。” 甚至还有房企铤而走险，采取了非常规手段。2020年6月外媒消息称，美国洛杉矶市议员何塞-惠泽尔(JoseHuizar)在家中被洛杉矶市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逮捕。据悉，他是洛杉矶腐败窝案中第五位被捕者，被捕原因在于涉嫌收受中资房地产开发商贿赂超过150万美元。此前，惠泽尔的助理已承认收受100万美元的贿赂。 随后市场传出诸多猜测，多家地产公司出面澄清，未因贿赂案被控。 如果说这些风险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那么有一些风险是房企自身很难控制的。“尤其是去年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本以中国买家为服务对象的项目，发现做不下去。一方面是去化（即销售）困难，另一方面身后还有大笔的债无法偿还。”聂梅生说。 国内外政策的变化，加上种种的积累，让很多开发商的困境从2017年开始陆续暴露，而万达就是在这一年度过了年会上王健林总结的“非常难忘的一年，经历了风波，也承受了一些磨难。” 2017年2月，据路透社援引美国媒体Thewrap的报道称，大连万达集团拟斥资10亿美元收购DickClarkProductions,Inc.（简称DCP集团）全部股权的交易已经破裂。交易崩溃的原因是收购资金以及来自中国监管层的审批问题。 2017年6月，国内消息称，银监会要求部分银行排查包括万达集团在内的海航、安邦、复兴等五家公司境外融资支持情况及风险分析，并重点关注所涉及的并购贷款、内保外贷等跨境业务风险情况。从那时开始，万达系遭遇“股债双杀”，股价大跌；7月份，银监会要求对万达在海外的六个项目严格管控。 随后的一个月，王健林宣布637.5亿元卖掉13个万达文旅城和77家酒店，彼时王健林称这是万达转型轻资产的战略之一，但外界判断这是王健林为了偿还银行贷款而不得不做出的举措。 有媒体曾做过测算，从2012年收购全球排名第二的美国AMC影院公司以来，万达集团在海外的投资总额或已接近2500亿元。2017年下半年，万达甩掉了约2000亿元的海外资产，只剩不到500亿元。 2016年，万达海外投资以收购并购为主转向直接开发的关键一役，是与法国欧尚集团合作投资巴黎大型文化旅游商业综合项目，当时的法国总统奥朗德还接见王健林，并祝贺万达集团重大项目落户法国。但3年后，2019年底“万达在法最大投资项目遭马克龙喊停”的消息传出，万达称该报道严重失实，欧洲城实际是法方某大型企业牵头财团投资项目，万达只参与项目创意和设计。 彼时，万达的海外项目已经所剩无几。 房企出海全剧终？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算是出海最早的一批之一。从2011年开始，潘石屹张欣夫妇就通过家族信托投资海外资产，包括：纽约曼哈顿时报广场旁的港务局长途巴士站办公大楼、曼哈顿公园大道广场49%股权，以及联合巴西财团收购美国通用汽车大厦40%股权。据测算，这些投资总金额约27亿美元。
2011年，张欣持股的CapevaleLimited参与投资的纽约港务局长途巴士站办公大楼项目。 这些年，SOHO陆续出售国内资产，被指清仓国内资产，同时，根据年初的报道，从2019年12月18日至2020年1月14日，潘石屹注册了7家公司，且公司股东均为注册在境外的公司，注册资本从150万元至2亿元不等。截至1月19日，潘石屹名下有115家公司。 “在出海这一步上，潘石屹确实比很多房企都做的好，这也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还能持续的原因。”知情人士透露。 “国内看到了很多消息，当年出海的房企遇到了诸多困难，但事实上，确实也有不少房企，甚至是规模不是很大的房企，在美国等市场发展得不错，甚至做成了当地的TOP企业。”聂梅生把原因总结为，不是用中国思路，而是本土思路。“海外分支机构都是用的当地的团队，律师、财务顾问等等，在此过程中规矩地学当地开发商的打法，培养自己的团队，2013年-2016年3年黄金期过后，这部分房企已经做得比较成熟，得以在当地继续发展。” 事实上，除了并购、直接开发以外，房企出海还有一种方式。 2013年，全联地产商会作为机构牵头组织一批国内地产商抱团出资，创办了国内第一只出海的Elite房地产基金。 “没有买楼，没有买地，而是做长租公寓。”聂梅生回忆，“我们跟着美国头部的大开发商参股，学习他们的经验，一共投了总规模约10亿美元的十来个项目，现在进入基金退出期。” 据介绍，在美国，开发长租公寓，如果出租率超过80%开发商就可以退出，由保险基金等机构接管，这个过程大概有5年左右的时间。“跟我们同期的也有几支类似的基金在这一领域做尝试，也都活下来了。”聂梅生说。 最后一批退出的项目在纽约旁边的新泽西，时间点在今年5月，当时正是美国新冠疫情的时段，“原本我们担心疫情会影响项目的退出，但结果是，我们是以此前的估算价格退出，并没有打折扣。” “这是一次试水。”她说，“证明长租公寓这条路是走得通的，而目前中国的长租公寓也开始起步，有一些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但毕竟两国的体制不同，聂梅生坦言，比如在美国，开发商是通过招标的形式获得开发贷，三四家银行投标，“谁的条件好，开发商就用谁的钱，因此资金成本很容易降下来；再比如长租公寓的持有者和运营者是分开的，这些都需要更多的改革和创新。” “但是至少就目前来看，像上一波一样房企大规模出海的情形，恐怕近几年很难再现。”她说。（来源：凤凰WEEKLY 作者：艾果）
社会透视
远离高杠杆瞎折腾的坑 天台真的很拥挤
【研究员】：wh
当你盯着屏幕上的K线图跌宕起伏的时候，那些多空筹码间的搏杀，其实比现实的财富抢夺更加的“血腥”。而且，无声无息。加了10倍杠杆的人生，顷刻毁灭，也许就是下一秒的反向10%的波动。在投资圈里待久了，你就会明白一个道理，每一个合法的赌场里，没有人能永远一直收割别人。你的刀快，总有比你更快的。
【博览财经特稿】中国期货圈里有一句狠话：“每一次期货行情不好，总要送走一两个瞎折腾的朋友。” 别笑，这真不是一句玩笑话。讲一个期货投资圈里F先生的真事。1亿的账户，11天，他先后追加保证金4000万，最后账户亏的只剩下不到3000万。1.1亿净亏损，平均一天亏损1000万。 随后就是大家听到的一则令人悲痛的消息，并迅速传遍中国期货圈：一位做了20多年的老期货人因橡胶爆仓跳楼身亡！经过确认，逝者名叫付小军，是橡胶圈绝对的资深人士。
有个老朋友夜里抽了两包烟，悲伤感叹：“唉…… 付兄不是第一个，也绝不是最后一个，咱们在期货群里生存的人，与恶魔的屠刀距离几乎是0。” 2018年股指期货的暴跌；2020年7月初的沪深300股指期货对空头的猎杀；2020年8月黄金白银期货的跌停杀；…… 当你盯着屏幕上的K线图跌宕起伏的时候，那些多空筹码间的搏杀，其实比现实的财富抢夺更加的“血腥”。而且，无声无息。 加了10倍杠杆的人生，顷刻毁灭，也许就是下一秒的反向10%的波动。 在投资圈里待久了，你就会明白一个道理，每一个合法的赌场里，没有人能永远一直收割别人。你的刀快，总有比你更快的。 这不是优秀不优秀的问题，而是普通人真的扛不住，也输不起。上亿资金的F先生尚且被收割了身家性命，一个只有几十万上百万资金的散户小白真的就比前辈牛多少吗？ 投资圈的天台上很拥挤，楼下水泥地很硬的，还是不要去凑热闹了。 让人痛心的帖子警醒每个后来者 今年上半年的时候，看到过一个帖子，很真实，也令人无比的惋惜。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在今年上半年期货市场的巨大诱惑之下，拿着老婆本一股脑杀了进去，最终亏惨了。 刚开始的时候，一会儿就赚了1000多，开心的不行，觉得赚钱好容易啊。和很多人一样，赚了钱后就开始膨胀了，把分批轻仓的规矩早都忘到脑后，直接把本金的80%都作为保证金一把梭干进了螺纹钢。 但高杠杆的赌命并没有给他带来加倍的收益，反倒是亏损放大的压力，让这个20刚出头的小伙子夜夜睡不着觉。 白天无心上班，每隔一分钟就要打开期货APP划啦半天。同事们也议论颇多，工作业绩连续好几个月垫底。 最后一个决定命运的夜晚，螺纹钢夜盘一个5%的反向杀，直接让他爆仓了。100万的老婆本，最后只剩下不到3万块钱。 不敢跟女朋友说，跟父母借的几万也亏进去了，满眼灰蒙蒙的世界，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面对。 “期货爆仓钱亏完了，难道我就该去死吗”？一个让人痛心的帖子，警醒着每一个想在高杠杆投资世界里走向人生巅峰的后来者。 财富的真相是什么？那些老是想快的人，最后都不会如意。 年轻人还是脚踏实地，无论是工作，还是股市、楼市、期货市场，有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就是，快钱都是反规律的。有些话，也只有吃过很多亏才能够明白。 劝人高杠杆暴富犹如让人去死 风起云涌的时代里，总是大浪淘沙。在投资的是非场里，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让你惊出一身冷汗。有些朋友前天还在五星级酒店里高谈阔论铁矿石有大空，结果一周后，市场中就再也没有他的声音了。 劝人高杠杆暴富，犹如让人去死。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大的成分，但话糙理不糙，高杠杆投资场对于散户来讲，已经不是九死一生的概率，很可能最后要全死进去。阵亡概率，世界之最。 对于很多年轻人的焦虑，笔者是能够体谅的，楼市红利的退场，新的资本红利又极难把握，对于财富落差的焦虑，也就油然而生。买房的首付怎么办？租房没对象怎么办？父母养老怎么办？工资不够还得花呗凑，咋办？…… 穷病，难治。90后00后已经成为高杠杆炒股炒期货的主力军，而且他们的账户普遍都没有超过10万块，人数基数大，是市场厚实的底层。 看到这样的数据，心中不免有些忧虑，对于年轻人，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以投资自己为主。自己才是人生输与赢的核心矛盾。自己认知的护城河才是你自己财富最牢靠的保险。 很多时候，在现实世界得不到的，在虚幻的高杠杆薄命场同样得不到。远离高杠杆瞎折腾的坑，天台真的很拥挤！（来源：米筐投资 作者：菌爷）
靠运气赚到的钱 最后都会靠实力输掉
【研究员】：wh
这个平静的生活，都随着阿荣的一夜暴富被完全打破。手里有了钱之后的阿荣，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再也无法忍受像上班那样，一点一点地赚钱，也再也回不去那种规律稳定的生活。首先，他拿出30万的存款再加杠杆炒股，小试牛刀。但是，因为他根本什么都不懂，很快就赔了一个底朝天。这点钱没有伤到根本，他很快就用存款把窟窿填平。
【博览财经特稿】财富是把双刃剑，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和财富友好相处。有些人触动了命运的机关，轻轻松松就获得了普通人一辈子也赚不到的钱。但钱来得太猛烈，太容易，很容易干扰正常认知，不懂珍惜又不会掌控自己的欲望，最终只会被财富反噬。 一个“拆二代”的故事 在《东方110》节目里，看到一个“拆二代”的故事，很是唏嘘。主角叫阿荣，他是上海本地人，在南桥有一套房子，后来父母的老房子拆迁，又分到了两套房子。几乎同时，他父亲的五金厂又遇到拆迁，又分到了大量的拆迁补偿款。 大家想想，这是在上海，手握三套房子，还有大量现金，妥妥的人生赢家，靠拆迁实现了一夜暴富的机会。 本来阿荣是一个很普通的上班族，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结婚买房还欠了13万的房贷。生活说不上是大富大贵，但是也挺幸福，每天陪陪孩子玩闹，生活很稳定。
这个平静的生活，都随着阿荣的一夜暴富被完全打破。手里有了钱之后的阿荣，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再也无法忍受像上班那样，一点一点地赚钱，也再也回不去那种规律稳定的生活。首先，他拿出30万的存款再加杠杆炒股，小试牛刀。 但是，因为他根本什么都不懂，很快就赔了一个底朝天。这点钱没有伤到根本，他很快就用存款把窟窿填平。
原本以为阿荣会就此收手，谁知自从一夜暴富之后，阿荣就很难再回头了。他看不起一个月赚几千块这种小钱，只想着走偏门，赚快钱。 很快，阿荣就迷上足球赌博，一开始他的运气很好，一个月下来，赚到了好几万。他感觉钱这么好赚，于是越赌越大，幻想着可以年入几百万。
结果，他再一次赔了一个底朝天。他不仅把名下房子抵押得来的钱全部输光，还因为借高利贷背上了近200万的债务。后来夫妻离婚，家人把房子全部拿出去抵债，还拉下脸四处借钱，总算替他把债还清。 但他并没有洗心革面，背地里又开始赌球，欠了100多万的债。直到最后，老父母的拆迁房被他赔了进去，自己也锒铛入狱，阿荣才不得不终止赌博之路。 三套房子、所有存款、安稳富足的生活，还有父母所有的财产，至此全部化为乌有。仔细想想，导致阿荣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赌博吗？ 我认为不是，那只是表象，真正导致阿荣悲剧的根源在于：一夜暴富让他的心态发生了扭曲。他不再满足于按部就班地上班赚钱，即使没有赌博，他也会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陷进去。 如果作为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即使第一次亏本，他也会很快收手，因为他没有什么资本。但是作为一个“拆二代”，他觉得自己有资本，输钱之后他想的不是及时收手，而是翻盘，输得越多，翻盘的愿望就越强烈，最后越陷越深，走上不归路。 原本靠自己打拼，可以保持安稳富足的生活，结果因为一笔从天而降的拆迁款，家庭变得七零八落，千疮百孔，自己的后半生也被彻底毁掉。 赚钱是一件很难的事，多少人慌慌张张，不过图碎银几两，可有些人触动了命运的机关，轻轻松松就获得了普通人一辈子也赚不到的钱。 但钱来得太猛烈，太容易，很容易干扰我们的正常认知，不懂珍惜又不会掌控自己的欲望，最终只会被财富反噬。没有人能吃一辈子运气的红利，靠运气赚到的钱，最后都会靠实力输掉的。 “暴富”之后往往紧随而至的“暴惨” 在一档叫《和陌生人说话》的节目中，陈晓楠曾采访过一位北京的拆迁暴发户李旭。 2011年，李旭位于北京昌平区的房子拆迁，他分到了3套房子，还有一大笔赔偿款，一下子成了身家千万的暴发户。 李旭觉得，这么多钱是自己一辈子都花不完的，于是火速辞掉了工作。每天和朋友们一起混迹于夜总会、酒吧等场所，一掷千金，醉生梦死。
很快，看着账面上不断缩水的金额，李旭有些犯愁。于是，他开始做服装生意，还四处投资，但无一例外，全部失败了。短短几年时间，李旭的千万资产挥霍一空，还欠了几十万外债，父母被他气进了医院，妻子也失望至极，和他离了婚。 倾家荡产的李旭，依然沉浸在过去的幻景中。他已经没有办法回到过去那种踏踏实实靠上班赚钱的生活，每天想的，就是怎么捞快钱，怎么走捷径，然后再过上大把大把花钱的生活。
古人有一句话说的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尝到过随意支配财富滋味的人，又怎么能回到为了一毫一厘精心算计的拮据里呢？ 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过着每天还房贷、按部就班的生活是一种悲剧，可是没人想到，暴富之后再过几年看，却是一个更大的悲剧。 其实到网上随便一搜，像这样突发横财，然后又在短短几年内败光所有财产，回归赤贫、众叛亲离的人，还有很多很多。
美国曾做过一个统计，发现彩票中奖者的破产率极其高，大部分头奖得主在中奖后不到5年内，因挥霍无度等原因变得穷困潦倒。
比如说这个老爷子，中了3.14亿美元的超级巨奖，打破了当时彩票最高中奖纪录。但仅仅用了6年时间，他就把钱挥霍完了，而且还背负了债务，走上了家破人亡的绝境。 孙女吸毒自杀，自己得了癌症，为了糊口和还债，自己72岁了还在工作......
财富只是在他们手里短暂停留，就如同流沙一般，无可挽回地漏出去了。“暴富”之后往往紧随而至的是“暴惨”，这里面有太多的人性欲望和金钱观被扭曲的缘故。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快乐阈值，简而言之就是让你感到快乐的那一根基准线。 以前按部就班工作的时候，一个月赚几千块钱就很开心；以前过还房贷生活的时候，周末下一顿馆子就很欢乐；以前没钱购物的时候，晚上去公园逛一下就很满足。 但暴富之后，你的这种阈值被人为抬高了，这种简单的生活和快乐，你再也无法拥有了。 以前的消费水平以前的生活水准根本刺激不到你，你需要花更多的钱去追求刺激，让自己感到快乐。 然而钱毕竟是有限的，不断追求刺激，自己却没有能力驾驭，最终也会化为乌有。 之前看到过一段很精辟的话：你永远赚不到超过你能力和认知范围的钱，除非你靠运气。 但是靠运气赚的钱，最后肯定又会靠你自己的实力亏掉，这是一种必然。这个世界最大的公平在于，当一个人的财富大于自己能力和认知的时候，社会或世界有超过100种的方法来收割你，直到你的能力和财富匹配为止。 靠运气和靠自己努力赚一千万截然不同 去年和工作室的小伙伴一起去三亚旅游的时候，同行的导游讲了一个故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导游说，大概十年前，在房价还没有涨起来的时候，他听从一个客户的建议，用很低的价格，在三亚的核心地段买了一套房子。后来，房价蹭蹭地涨，他买的那套房子的总价很快就涨了100万，这时，他有点动心了，就把房子卖掉了。而后来那个房子还在继续疯涨，如果晚脱手几年的话，可以多赚几百万。 但导游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非常释然，他说了一句让我回味很久的话：也许我命里就只能接住100万，再多的话，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保持平常心。 赚到100万之后，导游和妻子的生活轨迹并没有改变，他们还是兢兢业业地工作、打拼，在三亚过着安定平和的日子。 是的，与其每天想着一夜暴富，不如认真想想，以我的能力能够接住多少钱？ 靠运气获得一千万，和靠自己努力赚一千万，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此生拥有最大的财富是一千万，每花一分钱就少一分，挥霍完之后就会回到原点。 而后者一直都会有稳定的收入，还可以赚更多的钱，他们有能力驾驭自己的金钱，也不会发生太多的变故。 这就是本质的区别。 王健林这么有钱，但是他的行程还是按照小时来算，李嘉诚即使已经拥有了巨额财富，依然每天6点半雷打不动起来工作。 因为他们的财富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通过奋斗来的，而在这个集聚财富的过程中，他们的能力和认知水平也在稳步提升。 最后，无论财富到达什么高度，都与他们自身是相匹配的，只要一直奋斗，财富不仅不会轻易流失，而且会持续增值。比你有钱比你聪明的人比你还要努力，这就是世界的真相。 所以，比起期待一夜暴富，不如一步一步去提高自己承受财富的能力。比起那些遥不可及的梦想，不如认真想想，如何把月薪从5000提升到6000，不论从短期还是长期，都是最符合实际的。 所以，你能够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不是取决于你能不能暴富，而是你不靠运气，靠自己的能力，能够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对普通人来说，与其渴望一夜暴富的神话，不如一步一个脚印去让自己成长。（来源：桌子的生活观 作者：桌子先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