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观察
不同寻常的和平繁荣期并非历史偶然 东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样板
【博览财经特稿】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缘政治竞争是中美之争。随着贸易和台海等问题导致紧张局势升级，各国政府自然对一个被大国竞争所左右的未来充满疑虑。
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就。30年前，许多分析家认为亚洲注定会发生冲突。正如政治学家艾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在1993年所写，亚洲似乎比欧洲更有可能成为“大国冲突的火药桶”。他预测，从长远来看，“欧洲的过去可能是亚洲的未来。”
而且东南亚还很繁荣。在过去二十年里，美国和欧洲人的生活水平一直在下降，而东南亚人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从2010年到2020年，由十个国家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GDP总和为15万亿美元的欧盟。
而矛盾的是，东盟最大的优势恰是其相对弱小和分裂，这使得所有大国都不把它当作威胁。正如新加坡外交官许通美所说，“美国、中国和印度都无法扮演该地区掌舵人的角色，因为它们没有共识。东盟之所以能够自行其是，正是因为这三个大国无法达成一致。只要这些大国认为我们仍在保持中立和独立，我们就可以继续这样做。”
中国已能极大影响非洲、拉美和中东地区。如果美国想保持和深化与这些地区国家的关系，它应该从东盟的成功故事中吸取经验教训。与旨在将世界划分为对立阵营的零和博弈方式相比，超越政治分歧并愿意与所有国家合作的务实正和博弈方式将在全球南方国家更受欢迎。
在过去，东盟并不总被视为一个中立组织。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该组织于1967年成立。中国和苏联最初都谴责该组织是新帝国主义者美国的创造物。但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开放其庞大的经济，北京已经接受了这个地区性集团组织。
与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助推东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2000年，该地区的GDP总和仅为6200亿美元，是日本GDP的八分之一。到了2021年，该地区GDP总和为3万亿美元，而日本是5万亿美元。预测显示，到2030年，东盟的经济规模将超过日本。
在与中国培养更密切关系的同时，东盟也决心与美国保持同样密切的关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东南亚（就像他忽视世界其它地区一样），而美国总统乔·拜登则付出了巨大努力来谋求与东盟展开合作，东盟成员国对此反应热烈。
九段线的模棱两可将一直是破坏东盟与中国关系的隐忧。旨在降低争议水道冲突风险、双方期待已久却又无法达成的南海“行为准则”协议也是如此。但同样明显的是，决定东盟-中国关系的实用主义文化将防止任何重大冲突发生。
另一个可能影响东盟与中国关系的问题是美国发起了反对各国采用中国5G技术的全球性运动。是否选择5G电信系统应由当事国决定，因此东盟没有统一立场，其成员国可以自选是否要与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打交道。
有时，这些利益使得东盟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美国的担忧。美国同样大力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但美国的反对基本上失败了：所有十个东盟成员国都参与了各类“一带一路”项目，整个东南亚地区一直都是最容易接受中国庞大基建投资计划的地区。根据香港科技大学安杰拉·特里托、朴之水和迪尼·塞科的说法，截至2020年，东盟国家已经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启动了至少53个项目。
印度尼西亚也向中国求助建造一条连接雅加达至万隆的90英里长高速铁路。印尼本可以购买到世界上任何一国的高速铁路，但在维多多乘坐中国高铁，用不到一杯茶的功夫穿越上述里程后，他选择了中国高铁。美国根本没有提出任何可行的“一带一路”替代方案，所以世界各国不顾美国反对，选择接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东盟应对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方法为其它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样板。随着中国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用类似的务实方法来平衡本国与中美两国的关系。这不应令人惊讶。许多发展中国家尊重和钦佩东盟的成就，并将该地区的经验教训视为本国发展的指南。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安泽特·瓦尔斯的说法，自2000年以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在2017年至2020年期间，中国投资创造的就业机会超过了所有其它外国投资，占流入非洲资本的20%。瓦尔斯写道，中国公司并非像某些批评者所说“仅雇佣本国人”，而是“非洲员工平均占中国公司总劳动力的70%至95%”。
相比之下，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大多是给出空头支票无所作为。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非直接投资大约只相当于中国投资的一半，美国向非洲提供的大部分发展援助——就像西方的大部分援助一样——最终都掌握在西方顾问和公司手中。正如记者霍华德·弗伦奇所观察到的那样，美国在发展援助方面变得“越来越吝啬和不屑”，而与此同时，中国却“全身心投入到了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游戏中”。
正如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在2022年1月所说，“我们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不是基于中国告诉我们该做什么。这是朋友式的伙伴关系，双方共同努力实现肯尼亚的社会经济议程……我们不需要别人告诉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合作伙伴来帮助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中国与拉丁美洲最大经济体巴西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增长尤其引人注目。在2000年，巴西对中国的出口额为每年10亿美元。现在，巴西每四天就会向中国出口价值1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其中一些增长发生在雅伊尔·博尔索纳罗担任总统期间，他与特朗普的关系远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密切。
海湾地区是中国正在开拓的另一个地区。传统上，海湾地区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向华盛顿寻求庇护。然而，与美国密切的政治和安全关系并没有阻止海湾国家深化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有些海合会国家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这些基金投向何方不取决于政治关切或哥们义气，而是取决于哪个地区有可能实现最高速增长的冷酷算计。
显然，海湾国家不希望损害本国与美国的关系（根据《亚伯拉罕协议》，巴林和阿联酋可说是在2020年靠向了华盛顿），但它们也不希望停止加深与中国的联系从而损害自己的经济利益。它们正谋求找出一条现实对策以便在两强间左右逢源。
鉴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已开始采用东盟方式来应对美中竞争，华盛顿最好吸取东盟的经验教训。东盟用来平衡中美（以及中国与印度、日本和欧盟等其它主要大国）关切议题和敏感问题的战略也可以被其它全球南方国家效仿。中国正谋求与整个发展中世界建立更深层次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美国必须决定是采取务实态度与这些地区相处，还是冒着驱离它们的风险继续与中国进行零和竞争。
第一个是不要要求别国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做出选择。这么做有一个现实原因：与中国相比，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可给予东盟的。美国财政紧张，再加上国会抵制政府扩大对外援助，这意味着华盛顿向东盟提供的援助远少于中国的援助。
诚然，在国防合作和军售方面，华盛顿可以给的更多。但过于依赖军事合作而非民事合作，美国最终可能会反受其害。正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韩磊（Paul Haenle）对英国《金融时报》所说，“风险在于，该地区的大众观感可能变成美国会带着枪支弹药来到你面前，而中国则负责处理有关贸易和经济的面包黄油问题。”
这么说是有充分理由的。在1950-60年代，我在新加坡长大成人，当时这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和加纳一样低。我理解贫困会对人的心理造成多大打击。我也理解一个贫穷国家的人民在取得经济发展成就后会感到多么振奋。即使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我也会因我们家买了抽水马桶、冰箱和黑白电视机而感到生活质量在提高。
第二条原则是不要对各国的政治体制指手画脚。东盟的经验已证明了为什么这条原则至关重要。东盟十个成员国中有民主国家、独裁国家、共产主义国家和绝对君主制国家。在其它发展中地区，政权差异甚至更大。
美国呼吁各国疏远中国只会自取其辱。世界上另外两个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虽然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担忧，但它们都不认为自己在与北京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它们也不认为北京威胁到了它们的民主体制。如果华盛顿单纯以政权类型来区分世界各国，这只会暴露出它自己的双重标准，与此同时，其它国家的政治盘算也会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
与东盟和其它发展中地区交往的第三条原则是，美国要愿意与任何国家合作来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其它国家一面要满足发展和基建需求一面要履行环保义务，中国投资对确保它们实现这些目标至关重要。中国进出口银行为世界各地的大型太阳能和风能项目提供了融资，这些项目包括位于阿根廷胡胡伊省的拉丁美洲最大太阳能发电厂和位于智利科金博市的大型风电场。
简而言之，美国决策者至少应该默而不宣地意识到，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时，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可以是一种资产。除了应对气候变化，中美也可扩大合作来更有效地解决贫困和疫情等问题。然而，中美两国得以合作的前提是两国不再以你死我活的眼光看待彼此。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显然愿意与中国合作。其结果就是，美国任何削弱或对抗中国影响力的行动都必然会在全球南方国家失败。美国应该停止其孤立中国的做法，找出两国可以合作的领域。对那些希望与中美同时合作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在与它们相处时应借鉴东盟的经验。其它发展中国家也应学习东盟的平衡务实策略或类似方法。（来源：底线思维 作者：马凯硕 冠群译自美国《外交事务》杂志）
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正迎重大调整 世纪大和解预示中东巨变
【博览财经特稿】2023年3月10日晚，一则重磅消息引发极大关注：中国、沙特和伊朗在北京发表三方联合声明，宣布沙伊双方同意恢复外交关系。有评论认为，中国让一度不共戴天的沙特和伊朗达成世纪大和解，为动荡世界注入难得的和平之光，这不仅预示着中东巨变，也表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正迎来重大调整。那么，沙伊恢复建交，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和平和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
未来中国要推动建设一个新全球性体系，即保障中国国家安全和发展的“三环”国际体系：第一环是中国周边的东亚、中亚和中东，中国与此区域内国家已形成紧密产业分工体系，并通过它们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和可靠的安全屏障；第二环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之进行原材料和工业品交换，并援助其发展；第三环则扩展到以欧美为主的传统工业化国家。其中“第一环”是中国构建“新三环”国际体系的关键。最近几十年，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已构成一个新的全球性体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量、贸易往来、经济合作等方面构成的坚实基础都今非昔比，但要想进一步提升经济、政治自主性，必须摆脱对西方国家的金融和货币依赖。因此，构建“新三环”国际体系，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还应该发展出更高层次、更广范围的金融和货币合作。
苏联解体后三十年间，俄罗斯由起初积极向美国和西方国家靠拢，到逐渐与之疏离，以至当前不惜激烈对抗，凸显出全球化的政治限度。与人们对全球化的浪漫想象不同，最新一轮的全球化最初是美国霸权的投资品，部分服务于瓦解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目的，这决定了它不可能无限扩展。从全球化的主导型国家与跟随型国家，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来说，则存在着国际政治的平等限度：当全球化对发起者发生反噬，威胁到其权力优势时，全球化必然会发生“逆转”，运行路径会被重新设计。最近几十年来的全球化进程与美国的权力优势追求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二者互为条件、彼此共进。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是这一轮全球化已经完全暴露其权力本相的结果，也给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画上了句号。
北约东扩以及当前西方国家抱团对俄罗斯疯狂制裁，已将当代世界的权力结构显露无遗。“二战”结束以后，欧洲殖民体系逐渐瓦解，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秩序的明规则，是以联合国和国际法为中心，体现的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但欧洲殖民体系下的中心-边缘等级性国际秩序并没有真的消失，而是作为潜规则和隐秩序一直延续至今，只是以往以直接驱使为特征的绝对等级性权力关系已不复存在，代之以“共同而有差别”的国际秩序，即所有国家在明面上主权一律平等，但在实际运行上仍存在着权力差别。“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是这种秩序的主要表达，所有的国家都需要遵守相同的规则，但这个规则的真实内涵，并不是以联合国和国际法为中心，而是以西方国家为中心。
无论是北约东扩还是美国将中国选定为重点打压对象，都反映出美国和西方国家想要维持和强化的是自身的权力优势。俄乌冲突以及西方国家对俄无所不用其极的制裁措施进一步凸显的实相，是全球大多数国家处在边缘地带的“农村”，少数国家处在中心地带的“城市”，美国又是全球“城市中心”中的“市中心”，“城市”并不想看到“农村”也像它们一样变成“城市”。中国和俄罗斯对全球“城市中心”的妨碍，既在于两国对资本的强管控能力，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最后两块最大的未自由支配之地；也在于两国因其相较大多数国家强大得多的国家实力，而成为“城市中心”进一步控制全球“农村”边缘地带的障碍。在这一轮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以其强劲的经济增长和国家实力的全面提升，表现出由“农村”向“城市”进发的趋势，中心地带国家一反早期对全球化的溢美，转而在近年来成为“逆全球化”的引领者，这将战后国际秩序的“共同”限度暴露无遗。中国也成为“城市”中的一员，是中心地带国家所无法容忍的。
在《毛泽东选集》的首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篇提出一个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四十多年来进行改革开放，以及近几年来倡议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交往中已不再刻意强调敌友之分，而是希望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中推进“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但天下能否达成“大同”，并不由中国一家的愿望决定。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中国展现出全面对抗态势的情况下，当代世界的时代特征，已不能机械地认为还是“和平与发展”，而需要严肃地考虑“竞争”甚至“战争”——即便战争的情况可以排除，想一如既往地在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实现更好的发展，已经没有可能。中国不得不重新思考对外往来中的“首要问题”：谁是当下和未来中国的可能合作者，谁是中国无法拉住的合作对象？
在中心-边缘的全球权力结构中，中心地带国家不可能真心帮助边缘地带国家的革命，也不会欢迎边缘地带国家以平等的方式加入到中心地带国家之列，边缘地带国家欲摆脱被支配、被剥夺的命运，只能依靠边缘地带国家间的抱团取暖，在偶然情况下也要利用中心地带国家间的罅隙，争取与后者实现斗争中的合作。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和20世纪下半叶的政权巩固，中国所依靠的主要外部力量，正是来自全球体系中的边缘地带。中国共产党曾经参与的共产国际网络，是当时被殖民被压迫民族的非政权性力量间的同盟；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借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机，延续之前中国革命的“反帝”诉求，进一步推动废除帝国主义国家强加于中国头上的各种不平等权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高度重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支持亚非拉世界的反殖民运动和独立后的国家建设，尤其是1955年积极参与万隆会议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亚非拉国家的良好呼应，也成为此后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关系进入良性循环的重要节点，在后者的支持配合下，中国于1971年重返联合国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调整中国对外往来的空间优先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历多次外交方向的转变，从刚建国时的“一边倒”，到20世纪70年代的“一条线，一大片”和“三个世界”划分，再到1978年后转向改革开放、重点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合作，都因应了当时情势。在当前“百来未有之大变局”之际，西方国家表现出越来越强的打压潜在挑战者的意向，特别是俄乌战火爆发后，西方国家群体集结、全方面压制非西方国家的态势暴露无遗，并将成为未来较长时间内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存在。中国不能不高度警惕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无所不用其极的制裁打压手段未来会如法炮制施加于中国。为此，重新审视中国以往的多边主义传统，调整对外交往的空间格局，加强与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以创造有利于保障中国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的新型国际环境，迫在眉睫。
构建“新三环”国际体系的首要和关键是在“第一环”，即亚洲两翼：一翼是东亚，另一翼是中亚、中东。而要继续深入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强与中亚、中东的联动，又要以丰富与亚洲国家间的交往议题为前提。过去这些年，中国致力于推进与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外交，有力推进了东亚经济一体化及与亚洲很多国家的经济合作。东亚经济一体化最新的、有突破意义的进展，是经过多年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终于达成并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但东亚国家的经济往来，近年越来越多地受到域外势力和安全因素的影响，围绕南海海洋权益引发的争端、美国的“印太”战略，都给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增添了不确定性。中国应走出以往国际交往中的“GDP至上主义”，重视政治、安全议题，推动亚洲国家间更多的安全合作，避免亚洲内部问题继续被外部力量利用。
中国推动建构“新三环”国际体系的国际关系基础是“南南合作”，它是一个老概念，强调的是非西方“第三世界”国家间的相互合作、共同扶持。在20世纪下半叶，南南合作的意义更多是政治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普遍经济不发达、技术水平也较低，相互间的贸易往来、技术交流对彼此的帮助有限，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不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南合作”的概念已逐渐淡出人们视野，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对它也已关注不多，但实际上，“南南合作”在新世纪以来正在建立起新的基础，在今天已更加具有现实可能性。主要原因是，最近几十年时间，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全球化浪潮“借梯上屋”也变成工业化或准工业化国家，从全球物质生产和流通来说，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已构成一个新的全球性体系，原先的那只由西方国家搭起来的全球化“梯子”，在它们眼中已褪去神彩。这个新的全球性体系主要有以下表现：
其次，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和相互投资也已举足轻重。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贸易量在1997~2010年间增加了22.6倍，与拉美的贸易增长了22倍；到2021年，中非、中拉贸易相比2010年又分别增长2倍、2.5倍。2000年，中阿贸易额仅为152亿美元，到2018年达到2443亿美元，不到20年增长了16倍。巴西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自2003年至2010年增加了4倍，与非洲的贸易额则增加了5倍，总额达到260亿美元，这一数字高于巴西与德国或日本等传统贸易伙伴的贸易额；到2019年，巴西与阿拉伯国家、非洲的贸易相比2010年又分别增长 0.98倍、0.68倍。2001年以来，印度与非洲贸易额年均增长17.2%，2021年比2011年增长2.26倍。印度与拉丁美洲、中东北非国家的贸易，也经历了类似的增长。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相互贸易和投资也都在迅速升温，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量增长速度高于全球平均增速，而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往来则持续下降，这些国家间在初级产品和工业品生产上的分工合作，复制了历史上的全球化物质产品交换方式。
一、亚洲重新成为世界经济重心。1980年亚洲的发展中国家GDP仅占全球的 12.7％，2010年上升至 20.6％，到2021年已达到31.2 ％。其中东亚国家（包括中日韩和东南亚10国）1980年GDP全球占比仅13.7%左右，而到了2020年达到了 28.8%，翻了一倍多。2020年，RCEP15个成员国总人口达22.7亿，GDP达26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超过10万亿美元，均占全球总量约30%。汇丰银行预测，到2030年，RCEP经济圈的经济体量全球占比将提高至50%。
三、亚洲内部贸易水平超出与域外贸易。2001~2020年间，亚洲区域内贸易总额从3.2万亿美元跃升至12.7万亿美元，年均名义增长率达7.5%。同一时期，亚洲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5.6%提升至36.0%。2020年，亚洲域内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已近58.5 %。
时至今日，发展中国家已初步形成全球性的经济体系，但它们之间要达成更高程度的经济联结，以及在国际舞台上产生更为强大的政治影响和摆脱西方国家的控制或强制，还有赖于在经济、政治上进一步联合。这又有赖于少数先走一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更为突出的国家发挥带动作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一大实体经济体、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也已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制造业全球贡献率2021年已接近30%，作为全球生产物质产品最多的国家，所扮演的乃是美国在“二战”结束之际的角色（美国工业产值在其巅峰的1953年，占了全球28%左右）。中国可以做，也应该做的，是在全球战略上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间的全球性物质交换体系的完善，即真正实现南南合作。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之路。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中国和发展中国家要破解当代世界的中心-边缘秩序和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防范打压，同样要搞好全球“农村”地带的团结合作。新全球性体系的出现和南南合作的深化，将为中国进入世界经济、政治最前台，以及调度全球资源构建“三环”国际体系，化解国际压力和突破重围，创造良好可用条件。在经历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须调整对“开放”的理解，在对外往来的思维上实现新的突破。当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中国仍要努力维持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只要后者不做出完全与中国为敌的选择，中国就不要放弃与之相向而行。（来源：文化纵横 作者：程亚文）
